1945年，毛爷爷在重庆谈判时的照片。 身边抱着孩子的美女似曾相识燕归来。 我党著名外交人才龚澎。 1945年，毛主席在城里谈判，城外的枪声一阵阵地传来，谁也说不准这和平能谈几天。 但曾家岩那幢小楼，还是热热闹闹的，门口总有外国人来回穿梭，警察、特务、记者、翻译，屋里挤得像个菜市场。就在这堆人当中，有一个年轻女人穿旗袍走得笔直，说话轻轻的，声音一出口，全场都安静了。 龚澎，她叫这名字的时候，很多人还不知道以后外交部的发言席上，会有她那么长时间的身影。 这个人，生得不凡，家世更不寻常。1914年生在日本横滨，父亲是搞革命的，早年和蒋介石还是同学，后来干脆一起去日本留学；母亲那边是黄兴的亲戚，外头人一听都知道这家人不简单。 她家从上到下都觉得，女孩子不该只是读书写字、做饭带娃，要能顶得起事。姐姐龚普生后来成了驻爱尔兰的大使，也是当年唯一的女大使。你看这种家里，出来的人不锋利也难。 十九岁，龚澎进了燕京大学历史系。 那会儿的北平，乱是乱，但学校里的空气还带点讲理的味。 她个头高挑，说话不紧不慢，穿着得体，还讲得一口好英语，常有人在背后说她是“校花”。但她从来不把那当回事。 她对那些来送情书的男生没兴趣，倒是对报纸上写的国事眼睛发亮。 1935年“一二·九”那年冬天，她冲在学生队伍最前头，喊得嗓子都哑了。 后面有特务举着警棍冲上来，她愣是没退。 接着，她还参与组织了个记者会，把日本人的罪行翻译成英语，一五一十地讲给外国记者听。 那是她第一次在众人面前当翻译，也是第一次站在政治漩涡的风口。 她本来叫龚维航，“维航”听着文气。 可那时候她改了名，叫“龚澎”，取“波澜壮阔”那个“澎”，她说人不能活得太平，得有点风浪，有点气势。 1938年，她到了延安。 那会儿延安条件苦，住窑洞、点煤油灯，饭里全是糠。可她没抱怨，一边学马列理论，一边帮人翻译资料。 她还翻译过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算是那一批知识分子里最早接触国际表达方式的人。 没多久，组织让她去了《新华日报》，然后调去了重庆，进了周恩来坐镇的南方局。 曾家岩50号，就是当年的“周公馆”。 楼不大，进去得弯腰低头，四处是堆得满满的文件和电报，空气里总是夹着墨水和烟的味。 这里是中共跟外部世界打交道的窗口，外国记者、外交官、国民党官员，都在这里碰头。而龚澎，几乎成了这里的门面人物。她翻译、联络、答记者问，还得盯着有没有人在会议里设陷阱。 她说英语从不磕巴，反应也快。 有一回，英国大使卡尔主持记者会，揭露国民党破坏抗战，她当场补充证据，把国民党那些遮遮掩掩的事讲得明明白白。 当时在场的外国记者纷纷点头，说这姑娘不光英语好，脑子也转得快。 美国记者爱泼斯坦说她“沉着、热情，像老外交家”；费正清更是直接称她是“新闻界最厉害的女人”。这些评价不是客气，而是她真做到了。 她不光代表中共发声，她本身就成了一个能和外国人对话的窗口。甚至有外国记者听说她可能被特务盯上，还自发帮她放哨。有的干脆说，她是“阴暗地下室里开出的一枝花”。 那几年她也谈了恋爱，1943年，在周恩来的撮合下，她和乔冠华结婚。 俩人都是干外交的，一个写文章能顶一排机关枪，一个说话像刀子又像丝绸，谁看了不说门当户对。毛主席还打趣，说他们是“双飞燕”。 这种搭配，在那个年代很罕见，更别说两人后来还一同走上外交舞台。 1949年，龚澎35岁，被任命为外交部新闻司首任司长，也成了新中国第一位新闻发言人。 这职位不轻，得面对一堆记者，还得时刻盯紧口风。每一句话都要斟酌，每一个措辞都得跟上中央的节奏。她把这活儿干得滴水不漏。 出访的时候，她总是站在领队身边，一手拿着笔记，一手翻文件，眼神不飘、不躲、不慌。 1954年，日内瓦会议开幕，这是新中国第一次以大国身份参与国际会议。 龚澎带着厚厚的资料，出现在中外记者的视线里。 记者会那天，她面对三百多个记者，一字一句，把中国立场说清楚讲明白。有人故意挑刺，她也不怒，用事实怼回去。她讲话不带情绪，语速稳，声音也不大，但全场鸦雀无声。那场记者会之后，不少外国媒体开始单独提到她的名字，说这是“中国新面孔”的代表。 这之后几年，她随团出访的次数越来越多。 1963年，周恩来出访亚非十四国，在阿尔及利亚的一个记者会上，有人要求采访周恩来但要中国出钱，她当场顶了回去，说：“我们不需要这种恩赐。”一句话，让对方哑口无言。 这就是龚澎。她知道什么时候该让，什么时候该硬。她不怕得罪人，也不怕被误解，只怕国家的声音说得不清楚。 1970年9月20日，她去世，五十六岁，正是一个人最能发光的年纪。 龚澎的一生，不算长，也不算顺。 但她做的事，没人能抹去。她不是舞台中央的主角，却是那个替国家站话筒的人。 她让全世界听见了中国的声音，也让中国知道了，发言人不只是个“念稿的”，还是一个桥梁，一个挡风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