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愿军司令部作战处副处长杨迪回忆第180师悲剧时，毫不隐晦的指出就是师长郑其贵作出了错误判断！ 1951年5月，第五次战役打到第二阶段，咱们志愿军的日子开始不好过了。彭总原本的计划是在西线敲掉美军几个师，没成想，对面的李奇微学精了。这家伙不像麦克阿瑟那么狂，他摸透了咱们“礼拜攻势”的规律——后勤跟不上，进攻最多撑一周。 所以，当咱们在东线猛攻南朝鲜军，想撕开一个口子的时候，李奇微不退反进，调集重兵集团猛地朝我们反扑过来。特别是美军的机械化部队，沿着公路玩命地穿插，速度快得惊人。这一下，就把咱们的部署全打乱了。 5月21号，彭总一看形势不对，知道咱们的弹药粮食都快见底，部队也疲惫到了极点，再打下去要吃大亏。于是，一道命令下来：全线收缩，结束进攻，转入后撤。 原定23号晚上行动，可敌人扑得太猛，联司又紧急发报，提前到22号晚上就得动起来。 战场，瞬间就从进攻转为了一场分秒必争的赛跑。而悲剧，就在这场混乱的撤退中，找上了第180师。 当时，第180师隶属第60军，第3兵团序列。他们在北汉江南岸负责殿后，掩护伤员转移。这本身就是个苦差事，拖慢了他们的脚步。等他们好不容易在24号晚上渡过北汉江，转移到春川西北的一片山区时，周围的形势已经急转直下。 美军的机械化部队像疯了一样，沿着加平到华川的公路高速北上，直接楔入了我们第3兵团和第19兵团之间将近20公里的巨大空隙里。这时候的180师，就像一个孤零零的孩子，被甩在了敌后。 志愿军司令部作战处里，气氛紧张得能拧出水来。杨迪和同事们盯着地图，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他们判断，敌人虽然动作快，但主要是沿公路机动，而且他们当时并不知道自己已经完整地包围了我们一个师。只要180师指挥得当，利用夜色掩护，果断穿过公路，完全有机会跳出包围圈。 志司的电报火速发往60军：“令180师于25日夜间，越过加平至华川公路，向北转移。” 这是一道救命的指令，也是对师级指挥员临场决断能力的终极考验。 然而，180师师长郑其贵，在这道考验面前，交出了一份令人心碎的答卷。 他犯了几个致命的错误。首先是犹豫不决，错失良机。 在接到突围命令后，他没有立刻组织部队拼死杀出一条血路，反而瞻前顾后，浪费了宝贵的25号一整晚。其次，也是最让人无法理解的，他下达了一个堪称灾难性的命令：砸掉电台，烧毁密码，分散突围。 这个决定，直接导致180师变成了无头的苍蝇。电台一砸，他们就和军部、兵团彻底失联，再也无法接收到上级的指令和友邻的情报。而“分散突围”，听起来似乎能增加存活率，但在绝对的火力优势和机动优势面前，这无异于把攥紧的拳头张开，任由敌人一根根手指地掰断。近万人的部队被拆得七零八落，失去了建制，也就失去了战斗力，最终变成了敌人的活靶子。 结果呢？师长郑其贵带着几十个人跑了出来，而整个180师近8000人损失，数千人被俘。这个数字，在整个抗美援朝战争中都是绝无仅有的。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就在180师陷入绝境的同时，咱们还有两支部队，同样是孤军深入，同样被敌人包围，却打出了截然不同的结局。 一支是第12军31师的91团。这支部队同样是尖刀，一路打到了北纬37度线附近，插进了敌人心脏。接到撤退命令时，他们比180师陷得还深。但团指挥员脑子非常清楚，他们没有硬往北闯，而是冷静分析了敌情，果断决定转向东，翻越雪岳山，从敌人意想不到的方向绕了回去。最终，全团整建制安全归来。 另一支是第27军。这支部队在彭德清军长的带领下，同样在敌后被重兵围困。但彭德清当机立断，改变了原定计划，指挥部队就地组织防御，硬是顶住了美军和南朝鲜军的轮番猛攻，为整个兵团的后撤赢得了宝贵时间。 战后，在空寺洞的志愿军司令部，彭总召集了各兵团、军的头头们开总结会。会议第三天，专门复盘第五次战役。 会场里气氛凝重。彭总先是主动揽责，说自己“指挥急了点，目标大了点，打得远了点”。但紧接着，话锋一转，点到了第60军。 他厉声问道：“韦杰、袁子钦在不在？” 两人站起来。 彭总几乎是吼出来的：“你们是怎么指挥的？一个师，就这么让他给丢了！” 整个会场鸦雀无声，三兵团副司令王近山，这位平时天不怕地不怕的“王疯子”，也低着头，一言不发。 这就是彭总的态度，也是志愿军高层对这次事件的定性。战争，容不得半点犹豫和怯懦，尤其是在指挥员的位置上。一个错误的决定，付出的就是成千上万战士的鲜血和生命。 后来，毛主席在北京接见韦杰军长，并没有过多苛责，只是说“180师受挫，各级都有责任”，并询问郑其贵是什么样的人。韦杰评价他“执行命令不打折扣，但临机应变能力不足”。最终，对郑其贵的处理是撤职，并未军法从事，算是保留了这位老红军最后的体面。180师的番号，后来也得以重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