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该行动了，老虎不发威，你当我是病猫，九三之后接下来要行动了，是因为没有办法再吃老本了，在吃老本对不起列祖列宗了。 公元前200年，刘邦在平城被匈奴单于围困，长达七日，几乎走不出来。后来他不得不派人送去厚礼，又让陈平献计，以宫女为诱饵，才换得单于撤兵。 皇帝被困、几近俘虏，这是何等奇耻大辱？这件事告诉后人一个冷冰冰的事实——财富与地位，并不能天然转化为安全感。 若把时光往前推几年，汉文帝、景帝时期，“与民休息”的政策让国家财政日渐充盈。府库之内，钱帛堆积如山，仓廪中的粮食多到谷价跌落。 北方的匈奴却并未因此放下弓箭，反而频繁南下劫掠，视中原富庶为唾手可得的战利品。历史仿佛在提醒：当你埋头发展经济、讲求德治时，敌人并不会因此而心生敬畏。 西汉中期，形势终于迎来转折。汉武帝登基后，彻底抛弃了“守成即安”的幻想。他重用卫青、霍去病，发动大规模北伐，几次远征直逼漠北。 尤其是霍去病在漠北大捷，深入匈奴腹地，令敌军“控弦之士，不得返者半”。从那时起，汉朝才真正摆脱了屈辱局面。 到了汉宣帝，更是以“汉宣定胡碑”昭示天下：凡日月所照，江河所至，皆为汉土。 当时朝堂之上，不少儒生建议通过议和、划定边界来换取和平。然而汉宣帝断然驳斥，他指出，“儒”的根本应是百姓的安宁，而不是虚无缥缈的空谈。 以石碑与刀剑宣示主权，而非依赖口头承诺，这正是他与朱棣相似之处——一旦出手，务求彻底，不给后人留下隐患。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唐太宗李世民。贞观之治虽被称颂千古，但他与突厥、吐谷浑等势力签下的某些妥协条约，却在后世成为反复被动的根源。 历史在此留下另一则警示：没有硬实力支撑的合约，往往形同虚设。 现代，二战结束后的所谓“国际秩序”，建立在美国主导的规则之上。然而七十余年过去，这一秩序已是千疮百孔。 冷战尚未结束时，美国便屡次单方面撕毁协议——从退出《导弹条约》到近年的《巴黎协定》，这种背信早已让“规则”二字丧失了公信力。 世界逐渐回到“强权即公理”的状态，空谈道德感召毫无意义。 周边的现实压力则愈发逼近。日本在战后确实接受了同盟国的改造，但那种改造从未触及其军国主义的核心记忆。 近年来，日本政府拒绝承认侵略历史，还不断鼓吹修宪、强化自卫队，甚至积极在台海问题上发表挑衅言论。与此同时，韩国的新一届政府快速向美日靠拢，参与联合军演，态度明显偏离了中立。 这种局面并非一朝一夕形成。 冷战时期，中国凭借抗美援朝和对越自卫反击战建立起硬朗的威慑力。彼时，即便是对立的邻国，也不得不承认中国“不容轻犯”。 随着时间流逝，那份震慑逐渐被淡忘。今日，即便是菲律宾、柬埔寨这样的中小国家，也敢在南海、湄公河问题上挑衅叫板。 朝鲜半岛局势同样耐人寻味。曾经血浓于水的盟友关系，如今因多重原因出现裂痕。经济制裁、核武博弈、地缘调整，让中朝之间的战略互信有所动摇。 这种疏远在历史上极为少见，却也揭示了地区格局的复杂性。 而在更西的方向，印度的姿态也逐渐强硬。德里方面有人甚至提出，既然中国还未完成国家统一，就不配长期占据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 类似言论，放在冷战年代几乎不可想象，如今却被堂而皇之地提上台面。 归根结底，国际上普遍形成一种印象：中国“好说话”，意味着在利益冲突中容易妥协。时间一长，就被解读为软弱可欺。 历史早已证明，仅仅依靠经济繁荣与道德感召，无法换来真正的尊重。 文景之治的富足没有阻止匈奴的侵扰，反而换来持续的勒索；汉武帝、汉宣帝则用铁骑与石碑，才赢得边疆的相对安定。 明成祖朱棣北伐漠北，永乐大典虽温文尔雅，但其根基仍是兵锋所至的震慑。所有这些故事，最终汇聚成同一个结论：只有让敌人畏惧，才能换来和平。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类似的节点。和平红利早已消耗殆尽，新的国际秩序尚未成形。若不能及时拿出新的行动和姿态，就有可能被外界真正视作“纸老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