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地下党王治秋走到院子时，发现他的勤务兵被军统特务抓了，特务指着王治秋，问勤务兵：“这人是不是你长官？” 1947年的北平说起。那时候的北平，明面上歌舞升平，可暗地里，风声鹤唳，杀机四伏。王冶秋。当时他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军需处的一个科员，穿着一身笔挺的军服，看着跟周围的人没啥两样。 可实际上，他是当时中共北平地下党的负责人。这是个什么概念？这就等于是在刀尖上跳舞，每天一睁眼，都不知道晚上还能不能躺回自个儿的床上。 那天，王冶秋办完事回到西四胡同的院子，心头“咯噔”一下。他的勤务兵小王，一个看着还有点稚气的年轻人，正被两个便衣特务死死按在墙根底下。小王的脸煞白，额角的汗珠子混着灰，顺着脸颊往下淌。 一个瘦高个特务，手里把玩着一把黑黝黝的手枪，枪口有意无意地晃着。他斜眼瞅着刚进院的王冶秋，然后用下巴指了指他，问小王：“这人，是不是你长官？” 空气在那一瞬间就凝固了。 这个问题，简直就是一道催命符。小王要是点头说是，那王冶秋的身份立马就得暴露，接下来就是严刑拷打，九死一生。可他要是摇头说不是，两个朝夕相处的人，特务能信吗？这明显不合常理的回答，反而可能让特务觉得这里头有鬼，更加起疑。 王冶秋后来回忆说，他当时手心全是汗，后背的冷汗瞬间就把衬衫给浸透了。他表面上还得强装镇定，挤出笑脸跟特务周旋，说自己是刚调来的，不熟悉情况。 特务是什么人？人精中的人精。他们哪会信这种鬼话，眼看就要动手搜身。王冶秋的口袋里，藏着的是他的命，也是组织的命——一把地下党配备的手枪。一旦被搜出来，一切都完了。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被按在墙角，一直哆嗦着没敢抬头的小王，突然用尽全身力气喊了一句，声音都在发颤，但每个字都异常清晰：“他……他不是我长官！我不认识他！” 王冶秋都惊了。 特务也愣住了。他们可能预设了无数种反应，唯独没料到这个勤务兵会直接否认。小王带着哭腔，语无伦次地解释，说自己是昨天才来帮人搬东西的，看他可怜，给了点钱让他干点杂活，压根不知道这人是谁。 这番话，漏洞百出，但胜在一个“真”字。一个被吓破了胆的小人物，为了活命，撇清关系，这太符合人性了。特务的疑心，就这么被卸掉了一半。加上王冶秋在旁边顺着话说他“脑子不好使”，胡同口又正好传来别的声音，特务骂骂咧咧地踹了小王一脚，走了。 一场天大的危机，就这么被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勤务兵，用一句最不像样的谎话给化解了。 事后，王冶秋扶起瘫在地上的小王，眼眶都红了，问他：“你当时怎么敢这么说？”小王抹了把脸，只说了一句：“您教过我，死也不能暴露同志。” 其实，对王冶秋来说，这种生死考验早就不是第一次了。早在1943年的重庆，当时他还在冯玉祥将军身边做秘书，暗中为我党工作。军统特务就已经盯上他，准备在半路上秘密绑架，然后用化学药品“毁尸灭迹”。那次，是靠着一位和冯玉祥有旧交情的青帮大佬张树声通风报信，他才侥幸逃脱。 从重庆到北平，从1943年到1947年，危险如影随形。但1947年这一次，救他的不是什么有头有脸的大人物，而是一个连全名都没能在历史上留下来的“勤务兵小王”。 同样是1947年，扬州有个叫郭良知的人。听名字就知道，家里人盼他做个有良心的人。郭良知家境不错，算是个小业主，平时做生意与人为善，是村里公认的“好人”。 村里来了农会干部，叫朱玉和，是共产党的人。结果没多久，就被当地的反动派赵元和给抓了，打得半死，捆在草堆边上，就等着天亮发落。 郭良知也怕。他跟谁都一样，怕麻烦，更怕死。可“良知”这玩意儿，平时看不见摸不着，只有在别人拿枪指着你同胞脑门的时候，它才掂得出分量。那天夜里，他借着月光，蹑手蹑脚地摸到草堆旁，割断了捆着朱玉和的绳子。 后来事情败露，赵元和提着枪堵住了郭良知。两人在黑夜里对峙，喘息声都听得一清二楚。那一刻，郭良知腿都软了，但他没退。最后，不知道是赵元和的表哥劝了一句，还是赵元和自己也觉得把事情闹大没好处，他竟然放过了郭良知。 朱玉和后来走了，再也没消息。郭良知呢，继续在村里当他的“好人”，种他的地。这件事就像一块石头扔进水里，起了点涟漪，很快又平静了。村里人有的佩服他，有的躲着他。时间长了，连他的后人都不太记得这段往事。 无论是北平那个机智的小王，还是扬州那个善良的郭良知，他们都不是我们想象中那种“高大全”的英雄。 他们所做的，可能在当时看来，不过是遵循了内心的那么一点点不忍，一点点良知。他们没想过要改变历史，却在不经意间，成为了历史中最有温度的那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