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组织给了他1000美元，让他去做生意，做什么不管，但是，组织什么时候要钱都得给，要多少就得给多少，他用这1000美元，不仅完成了任务，解放后还上交了1000万美金和12万两黄金，他是怎么做到的？[舔屏]
1937年7月，一张1000美元的汇票静静躺在上海法租界一间小茶馆的桌上，接过这笔钱的年轻人叫卢绪章，此时距离卢沟桥事变刚过去半个月。
这1000美元来自地下党组织在上海的最后积蓄，为了凑齐这笔启动资金，几个同志把自己仅有的金条、美元全部拿出来，其中一位女同志甚至当掉了结婚时的金手镯。
卢绪章心里清楚，这不是普通的生意投资，组织只提了一个要求：无论什么时候要钱，不管要多少，必须立即给出，这意味着他随时可能失去全部资金，生意随时可能垮掉。
四年前，卢绪章就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表面上他是个精明的小商人，在上海外贸圈有些人脉，实际上早已把个人前途交给了组织。
拿到启动资金后，卢绪章很快注册了“广大华行”，公司地址选在南京路上一栋不起眼的小楼里，招牌朴素得像家杂货铺，但就是这家看似平常的贸易公司，后来成了党组织在上海最重要的资金来源。
广大华行的第一笔生意是从山东收购桐油，卢绪章亲自跑到青岛，花了三天时间说服当地一个油商，以低于市价的价格拿到了50吨桐油，转手卖给英国洋行后，净赚了800美元。
这800美元还没捂热，组织就派人来了，来人拿着一枚铜制的党徽，这是约定好的暗号，卢绪章二话没说，当场拿出600美元交给对方，据后来了解，这笔钱用于购买药品，救治了十几个受伤的同志。
组织急需一批消炎药，当时上海已被日军占领，西药极其稀缺，卢绪章托关系找到法租界一家德国药房，老板要价是市价的三倍，即使这样，他还是咬牙买下了100盒磺胺。
日军在各个路口都设了检查站，稍有不慎就会被发现，卢绪章想了个办法：把药品用油纸包好，藏在运粪车的底部，恶臭无比的粪便成了最好的掩护，检查的日军捂着鼻子挥手放行。
生意渐渐做大后，卢绪章把分公司开到了香港，当时香港还是英国殖民地，相对安全一些，他在那里设立了进出口部门，专门负责从海外购买紧缺物资。
广大华行内部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凡是组织派来的人，只要能对上暗号，要钱要物立即给出，账本上对这些支出只记录“特别费用”四个字，从不问用途，十几年下来，这样的“特别费用”累计超过了50万美元。
在上海滩做生意，最怕的就是被人盯上，日本特务、汪伪政府、国民党军统、青帮势力，每一方都不好惹，卢绪章的策略是广交朋友，各方都不得罪，他定期给日本领事馆“捐款”，也会参加汪伪政府的商会活动，同时暗中资助抗日团体。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的局势更加复杂，卢绪章敏锐地察觉到药品会更加紧缺，提前囤积了大量西药，果然几个月后药价翻了十倍，这一波操作让广大华行的资产突破了100万美元。
但就在生意最红火的时候，组织突然要求提取80万美元，原来根据地急需购买电台设备，这笔钱要通过香港转到延安，卢绪章没有犹豫，当天就安排人把钱汇出，公司账面上瞬间只剩下20万美元，差点资金链断裂。
为了维持公司运转，卢绪章只能四处借钱，他找到几个老朋友，以个人名义担保借了30万美元，这些朋友并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只是相信他的人品和能力，后来这笔钱也如约归还，朋友们更加佩服他的诚信。
上海解放时，广大华行已经发展成拥有6家分公司、2座工厂的跨国企业，总资产超过1000万美元，还有12万两黄金储备，这些财富足够卢绪章在任何地方当个富翁。
但他没有犹豫，解放后第三天，卢绪章就主动找到军管会，提出要把全部资产上交国家，当时负责接收的干部都惊呆了，这么大的一笔财富，说捐就捐？
卢绪章的回答很简单：“这些钱本来就是党的，我只是代为保管，现在新中国成立了，该还给人民了。”
网友热评：
“这操作我服！1000刀变1000万美金，放在现在也是顶级商业鬼才啊！”
“看完直接破防了，这哪是赚钱，分明是用命给国家攒家底啊！”
“难怪宁波人这么牛！卢绪章、包玉刚、邵逸夫…全是闷声干大事的狠角色！”
“突然懂了什么叫‘企业家的高度’，赚再多钱，心里得装着家国！”
“如果让你穿越回抗战时期当‘红色商人’，你会选择卢绪章的‘伪装者’路线，还是像钱学森那样直接回国搞科研？评论区聊聊你的选择和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