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南昌起义前，原本，韦杵要担任第9军军长，朱德担任第9军副军长，谁知，就起义前几天，韦杵却突然病倒了！ 当时，中国革命走到生死关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大量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遭到屠杀，大革命彻底失败。 中共中央决定在南昌发动武装起义，挽救革命。这一决定，成了许多人命运的转折点，包括朱德和韦杵。 7 月 28 日深夜，朱德在江西大旅社的房间里来回踱步。他手里攥着周恩来刚签好的第 9 军军长委任状。 这张委任状，本来该给韦杵。可韦杵出了事，这张纸变得格外沉。 三天前，韦杵在九江突然患上疟疾。病情很重，高烧一直退不下去，只能紧急送往上海治疗。 韦杵和朱德关系不一般，两人是云南讲武堂的同学，又一起在滇军服役，交情很深。这次生病，他没赶上南昌起义，也错过了能改变中国革命走向的关键机会。 韦杵没来，第 9 军直接成了空架子。原计划由他率领的 28 师，没能按时抵达南昌。 朱德没办法，只能带着不到 500 人的军官教育团，接下第 9 军的指挥权。41 岁的朱德打过很多仗，他心里清楚，没有韦杵的 28 师，第 9 军在战场上根本发挥不了作用。 但起义前一晚，他还是跟警卫员说：“就算只剩一营人，也要把革命的火种保住。” 时间回到 1909 年春天。在云南讲武堂的操场上，19 岁的朱德和 22 岁的韦杵第一次见面。 那时候韦杵就显露出军事才能，一次战术课上，他提出 “攻其不备” 的想法，连当时的教习蔡锷都称赞他。 两人都有救国的志向，很快成了朋友。后来朱德担任旅长，韦杵主动请求去他手下当第六团团长。 之后他们一起打仗，感情越来越好。到 1927 年春天，两人的情谊到了最深厚的时候。 当时朱德带着中共中央的秘密命令，找到已经担任 28 师师长的韦杵。韦杵是布依族将军，他没多犹豫，马上同意带领部队参加起义。 在南昌松柏巷的秘密联络点，朱德铺开地图对韦杵说：“介山，这次起义和以前不一样，很重要。” 他接着说：“我们计划 8 月 1 日凌晨 2 点发动总攻，你带 28 师从西面冲进去，配合叶挺的 24 师把敌人围住。” 韦杵盯着地图，手指重重戳在 “鼓楼” 的位置：“这里必须设两个机枪阵地，不然敌人会从小巷子逃跑，麻烦就大了。” 两人争论到半夜，最后达成一致 —— 一定要守住滕王阁到章江门的防线。 可命运就是这么突然。7 月 25 日，韦杵在九江视察部队时，突然打寒战。 医生检查后，确诊他恶性疟疾复发。消息传到南昌时，朱德正在安排起义军的伪装部队。 他让战士们换上敌军的衣服，去牛行车站制造混乱，好迷惑敌人。听说韦杵病重，朱德连夜给上海的党组织发电报。 电报里写着：“一定要找到最好的奎宁，韦杵同志不能出事，他对起义太重要了。” 但还是晚了。8 月 1 日凌晨 2 点，起义的枪声响了。 韦杵却躺在上海仁济医院的病床上，只能听到远处隐约的炮声，心里满是遗憾。 起义成功后，朱德的麻烦才刚开始。主力部队向广东进军，他要带领第 9 军的残部在三河坝阻击钱大钧的部队。 钱大钧的兵力是朱德这边的三倍，情况特别危险。参加过这场战斗的老兵回忆，当时朱德在阵前拿着望远镜观察。 他对参谋长说：“你看，敌人的阵型有漏洞，让三营从左边绕过去，打他们个措手不及。” 这场三河坝阻击战持续了三天三夜。最后虽然牺牲了不少人，但保住了 800 多名核心骨干。 粟裕、陈毅这些后来的将领也活了下来，革命火种没有断绝。 后来在湘南起义时，陈毅问朱德：“当时那么困难，为什么非要选守三河坝这条最难走的路？” 朱德指着胸前的党徽说：“因为我是共产党员，为了革命胜利，再难也得走。” 韦杵的遗憾还没结束。1933 年，他参与福建事变反蒋，被蒋介石通缉；抗战时以 58 军新 12 师副师长身份参加武汉会战，鄂南战役中击毁 12 辆日军装甲车。战后他离开军队，在昆明办 “黔中学”，专门教少数民族孩子国文。 1950 年，67 岁的韦杵任云南省人民政府参事，特意把讲武堂时与朱德的合影装裱好放在办公桌前 —— 照片里两人并肩站着，背景是昆明 “重九起义” 纪念碑。 历史总带着戏剧性。若韦杵没生病，或许会像朱德一样成为开国元帅，也可能在后续战争中牺牲。而朱德在三河坝的果断，不仅保住革命火种，更让 “朱毛会师” 成为可能。 1928 年 4 月，朱德与毛泽东在井冈山砦前握手时，两人都望向南方。那时，韦杵正在贵州安龙老宅里，教孩子们读《少年中国说》，把革命精神悄悄传了下去。 朱德与韦杵的故事，是两人在不同境遇下为革命尽力的写照。这段历史值得铭记，也值得我们从中汲取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