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国歌之父”田汉被永久开除党籍，最终在监狱中去世，许多人认为他是冤枉死的，七年后，田汉的妻子才得知真相，没过一年，她也随他而去。 1979年4月，北京一场追悼会的角落，放着个特殊的骨灰盒。 里面没有骨灰，只有两张纸——《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手稿和《关汉卿》剧本片段。 盒子前的遗像，是从报社资料库里翻出来的，这是田汉留给世界最后的影像。 而七年前，他在301医院用“李伍”这个假名离世时，连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 时间往回推八十年，1898年的湖南果园镇，田汉刚落地就赶上家里最穷的时候。 父亲在他九岁那年走了，母亲靠挑丝织绢带养大三个儿子，作为老大，他六岁就背着补丁书包进了私塾。 有次先生出对“一筒篾黑”，他盯着墙角刚摘的黄瓜，脱口而出“溜青的黄瓜”，这股机灵劲儿传到杨督学耳朵里，特意来考他，当场夸这孩子“眼里有活，心里有光”。 镇上的戏台子是他童年最常去的地方。 看《精忠岳传》时，别的孩子只喊好，他却问舅舅：“岳将军死了，老百姓咋办？” 1910年舅舅送他进长沙选生学堂，第一次接触到“民权”“科学”这些词，1912年考进长沙师范，徐特立校长常摸着他的头说：“你这笔杆子，将来能当枪使。” 这话没说错，17岁他写《新桃花扇》骂袁世凯，报纸一登，长沙城都知道有个敢骂权贵的学生。 1916年东渡日本，本想学海军救国，却在东京剧场迷上了易卜生的戏。 听说表妹易漱瑜要被家里逼着嫁人，他连夜坐船回国，拉着表妹再赴日本，在东京租了间小阁楼结婚。 夫妻俩办《南国》杂志时，冬天没煤炉，就裹着棉被写稿，易漱瑜总说：“你写的字，比炭火还暖。” 可这份暖没焐多久，1925年表妹病逝，田汉抱着杂志样本在墓前坐了三天。 后来的感情路像走钢丝。 1927年跟黄大琳结婚，对方要的是“三亩地一头牛”的安稳，他却总在深夜写剧本，两年后离婚那天，他蹲在黄浦江滩涂，把剧本撕了又粘。 直到1930年在文艺会上遇见安娥，这个留过学、能背《资本论》的姑娘，听他讲《卡门》改编思路时，突然说“结尾该加段工人合唱”，田汉当时就觉得“找着同路人了”。 1938年两人结婚，安娥陪他在武汉街头搭戏台，日军轰炸时，她抱着戏服躲防空洞，还不忘提醒“《义勇军进行曲》的调子得再激昂点”。 1956年安娥中风后，田汉走到哪都带着她。 去西安开会，就租板车推着她逛碑林；在上海改剧本，半夜给她擦身喂水。 1967年被带走那天，他攥着安娥的手说“等我回来教你唱新歌”，可这一等，安娥等了九年。 期间她半身不遂，却每天用能动的左手擦那个1933年学生送的搪瓷杯，杯上“振兴中华”四个字被磨得发亮。 田汉的笔杆子从没软过。 1921年跟郭沫若创创造社，1930年左联成立时，他在会上说“戏文里得有骨头”。 1932年入党后，改《卡门》时加了罢工情节，南国社因此被封，他笑着说“封了戏台，封不了嗓子”。 抗战时组建12个演剧队，在桂林街头演《岳飞》，自己扮狱卒，台词喊得比主角还响。 算下来，他这辈子写了60多个话剧、20多个戏曲，光诗词就有近2000首，连《天涯歌女》的歌词都是他随手写的。 1961年写《谢瑶环》，他特意加了“为民请命”的唱段，没承想成了“罪证”。 1967年被关进秦城监狱，糖尿病加重，就用窝头渣泡水喝，还在烟盒纸上写《关汉卿》续篇。 1968年12月10日弥留之际，他对着天花板哼《渔光曲》，那是安娥教他的第一首歌。 1975年春天，老同事偷偷告诉安娥消息，她当时正擦搪瓷杯，手一抖，杯子磕出个坑。 从那天起，她不再吃饭，只盯着杯子看，1976年秋天走时，手指还抠着杯上的小坑。 就像傅雷在1966年留下“我们不悔”的字条，田汉这辈子，用剧本当刀，用歌词当旗，哪怕最后只剩个假名，可《义勇军进行曲》一唱起来，就有人记得，曾经有个湖南人，把命都融进了民族的呐喊里...... 如果各位看官老爷们已经选择阅读了此文，麻烦您点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各位看官老爷们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