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籍八路军之子参加抗战纪念活动
说起日籍八路，其实这完全就是我党宣传方式、统战方式理论结合实际的大转变。
1937年9月平型关战役时，我军没有抓到一个俘虏。甚至我军一个副营长背起一个鬼子伤员往后走，结果被鬼子在他背上把耳朵咬下来了。
后来八路军总结经验，认为鬼子不投降是因为民族隔阂和日本军阀欺骗，但过去我们没有进行敌军政治工作也是重要原因。
于是八路军政治部制定了一系列宣传口号，诸如：“举行兵变”“投入八路军来”“打倒军部和资本家政府”等。
但是这些口号不但没有多少效果，甚至还引发了日军的反感。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日寇对于中国人民的残害引发民间极大的反抗声音。
根据120师政治部敌工部工作的冯先民回忆，有一次他押送日俘去延安学习途经兴县，兴县刚受日军扫荡之害，“三光”政策使村子十室九空。村民见到日军俘虏，情绪激愤，有的冲上来就打。
“我和押送的一个警卫班竭力阻拦、劝解，弄得筋疲力尽。后来，我对众人说这是毛主席制定的宽俘政策，是贺（龙）司令员让我们送他们去延安上学，毕业后再上前方来和我们一起打日本的，群众的情绪才安定下来。”
为了扭转这种情况，中共中央明确要求了这几点：
1、不写太短的口号，也不写长篇大论，以日文六七百字为理想标准。
2、一张传单里不写很多内容，强调一个内容的方法；
3、不要党八股和外国化的东西；
4、要写的像日本文章。
另外，日军因为怕自己的欺骗宣传被日军俘虏揭穿，在抗战初期，日本人对作战后失去联络一周以上的士兵归队后，全部杀掉。
为了让俘虏安全返回，八路军总部规定：“今后俘虏之日军士兵，不论其表现如何，立即欢送释放，至多不超过3天。”
很快，我军针对日军的政治工作起到了效果。
1939年3月，舒同在《晋察冀军区部队最近政治工作概况》中统计，两个月内，4个分区共写标语21370条、散发传单79000份，“凡是接近敌人的房屋、树林、厕所、室内外, 差不多满布起来了，并相当带艺术化。”
不少日军士兵捡到我军的宣传品后偷藏在身边经常翻看，有的把标语抄在日记中，有的把传单寄回国内家中。被俘和投诚日军中，一半以上带着印有“持此通行证，我军保障诸君生命安全，并以同志对待”内容的通行证。
1939年1月的山西省武乡县王家峪村，在八路军前线司令部新年集会上，杉本一夫、小林武夫、冈田义雄3名日俘宣布加入八路军，成为最早一批“日本八路”。
当年11月，杉本一夫又联合其他6名日俘建立了中国战场上第一个日本人反战组织——“日本士兵觉醒联盟”。
1945年抗战胜利时，八路军中登记的日籍战士达3000余人……
还有五十余名日籍八路在战斗中牺牲。
图一：“在华日人反战同盟”晋察冀支部成立大会
图二：1945年9月，日本工农学校部分师生合影
图三：1945年3月，在莱阳胶东军区政治部的合影。前排左起：孟凡（敌工科干事，1983年时任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副主任）小林清（在华日人反战同盟胶东支部副支部长），布谷勝美、渡边三郎（在华日人反战同盟胶东支部支部长）、谭佑铭（八路军胶东军区政治部副主任，1980年时任四机部副部长），辛冠吾（八路军胶东军区政治部敌工科科长，解放战争时期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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