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7月29日，62岁的邓稼先与世长辞，临终遗言让人为之震撼。 邓稼先躺在北京301医院的病床上，生命已经走到了尽头，他拉着妻子许鹿希的手，用微弱的声音说出了最后一句话：“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 这句朴实得不能再朴实的话，却道出了一个科学家最深的牵挂，此时的邓稼先已经被癌症折磨得形容枯槁，但他想的依然是国家，是中国的核事业。 时间倒回到1937年，13岁的邓稼先正在北平读书，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占领了北平，这个少年看到日本兵在街上耀武扬威，心中燃起了愤怒的火焰。 有一次他竟然冲上去撕碎了一面日军旗帜，这个举动差点给全家招来大祸，父亲邓以蛰赶紧安排女儿带着他逃往昆明。 临走前父亲拉着他的手说：“儿子，你一定要学科学，学科学对国家有用。”这句话像种子一样种在了邓稼先心里，从此再也没有动摇过。 在昆明邓稼先进入了西南联合大学，那里条件艰苦，经常停电停水，但汇聚了当时中国最好的教授和学生。在这种环境中，邓稼先如饥似渴地学习着。 1948年，26岁的邓稼先拿到了留美奖学金，来到普渡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他的导师是著名的核物理学家，对这个中国学生赞不绝口。 仅仅一年多时间，邓稼先就拿到了博士学位，成了人人羡慕的“娃娃博士”，导师极力挽留他，愿意为他提供最好的研究条件和丰厚的薪水。 但邓稼先心意已决，拿到学位后的第9天，他就登上了回国的轮船。朋友们都觉得他疯了，放着美国的优越条件不要，回到一穷二白的中国干什么？ 邓稼先淡淡地说：“祖国需要人才，我学成了当然要回来。”这话说得轻松，但只有他自己知道，这个选择意味着什么。 回国后邓稼先投身于核物理研究，1958年，一纸调令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上级要他参与一个绝密项目的理论设计工作。 这个项目就是原子弹的研制，从那一刻起，邓稼先就消失在了公众视野中，他不能告诉任何人自己在做什么，包括最亲的妻子。 许鹿希只知道丈夫去了一个很远的地方工作，具体做什么，什么时候回来，一概不知，邓稼先临走前对她说：“我这辈子就交给这件事了，做好了就值了。” 在戈壁滩深处，邓稼先和同事们开始了艰苦的攻关，没有外国专家，没有现成资料，甚至连像样的计算工具都没有，他们就用手摇计算机，甚至用算盘来进行复杂的理论计算。 白天在野外做试验，晚上挤在简陋的板房里计算到深夜，夏天热得像蒸笼，冬天冷得滴水成冰，但没有人抱怨。 1964年10月16日下午，上空升起了一朵蘑菇云，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消息传来全国沸腾了，但邓稼先他们却不能庆祝，甚至不能透露自己参与了这项工作。 两年零八个月后，中国又成功爆炸了第一颗氢弹，从原子弹到氢弹，美国用了7年，苏联用了6年，英国用了4年，法国用了8年，而中国只用了2年8个月。 这个速度震惊了世界，但背后的艰辛只有参与者才知道，邓稼先作为理论设计的总负责人，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和责任。 1979年，一次氢弹空投试验出了意外，降落伞没有打开，氢弹直接砸在了地上。现场一片混乱，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邓稼先二话没说，第一个冲向了坠落地点，同事们拦住他：“太危险了，让别人去吧。”他摆摆手：“这是我设计的，我最了解它，必须我去。” 他找到了氢弹的碎片，用手捧着仔细检查，那一刻致命的辐射正在无声无息地侵蚀着他的身体，但他毫不在意。 长期的过度劳累和这次辐射，彻底摧垮了邓稼先的身体，1985年，他开始便血，到医院一检查，已经是直肠癌晚期。 即使在病床上，他仍然放不下工作，他和于敏等人一起，完成了《中国核武器发展规划建议书》，为中国核武器的长远发展指明了方向。 1986年7月17日，病重的邓稼先被授予“全国劳动模范”称号，他虚弱地笑了笑，这是他一生中为数不多的公开表彰。 说起奖励邓稼先的经历让人既感动又心酸，整个“两弹”项目组的奖金总共只有一万元，作为核心人员，他拿到的是最高等级：每个“弹”十元钱。 面对这微薄的奖励，邓稼先从来没有抱怨过，他常说：“搞科学研究，一不为名，二不为利，就是要把工作做到世界先进水平。” 在生活中邓稼先极其简朴。他总是骑着一辆旧自行车上下班，穿的衣服也是最普通的中山装，同事们都说，这个人身上没有半点官架子。 临终前的那句“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成了邓稼先留给后人最珍贵的遗产，这句话里没有豪言壮语，却比任何口号都有力量。 邓稼先走了，但他用生命点燃的那团火却永远不会熄灭，今天的中国之所以能在国际舞台上挺直腰板，离不开像他这样的科学家默默奉献。 信源：邓稼先：假如可以再生 我仍选择中国. 新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