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邓友梅直言不讳：样板戏就压根不是京剧，根本不值得大吹大擂！几部样板戏极大地损害文艺与广大人民观众的血肉联系，它所派生出来的僵化的思维模式，把样板戏异化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偶象，稍有冒犯，就会招来横祸。样板戏还被用来作为衡量一个人立场的标尺，拥护样板戏便是革命派，否则便是反革命派，顺着这样的思维方式，竟然出现在剧中扮演反面角色的演员不准参加谢幕的咄咄怪事。 在京剧现代戏的发展历程中，中西混编乐队的出现无疑是一次具有深远意义的变革。它打破了传统京剧乐队的固有模式，为京剧音乐注入了新的活力，使得京剧这一古老的艺术形式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魅力。这一变革的历程，从京剧现代戏《三座山》开始，到京剧 “样板戏”《智取威虎山》达到成熟，其间经历了不断的探索与创新。 20 世纪 50 年代，随着中蒙文化交流的深入，中国京剧院二团将蒙古歌剧《三座山》改编成京剧搬上舞台。这一尝试不仅是对外国优秀戏剧艺术的移植，更是京剧在表现形式上的一次大胆突破。在音乐方面，为了更好地展现剧情和人物情感，《三座山》的伴奏乐队加入了二胡、中胡、琵琶等民族乐器，以及圆号、单簧管、低音提琴等西洋乐器，组成了一个中型的中西混编乐队。这种新颖的乐器组合，为京剧音乐带来了更加丰富的表现力，使得音乐的色彩和层次更加多样化。 例如，在表现蒙古族的草原风情时，二胡的悠扬、圆号的雄浑相互交织，营造出了广阔、豪迈的音乐氛围，让观众仿佛置身于广袤的草原之上。然而，由于是初次尝试，《三座山》在中西乐器的融合上还不够成熟，存在一些不协调的地方，但它无疑为后来的京剧音乐改革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开启了京剧现代戏中西混编乐队的探索之路。 到了京剧 “样板戏” 创作阶段，以《智取威虎山》为代表的剧目在中西混编乐队的运用上进行了更加大胆和深入的探索，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智取威虎山》的伴奏乐队不仅涵盖了传统京剧乐队的乐器，还纳入了西洋乐队中的弦乐组、木管组、铜管组等，形成了一个规模宏大、编制齐全的大型中西混编乐队。在这个乐队中，各种乐器各司其职，又相互配合，发挥出了巨大的艺术表现力。 以《智取威虎山》第五场《打虎上山》为例，在正式主题出现之前，有四个乐句由圆号进行独奏。 圆号那醇厚、深沉的音色，与传统京剧 “三大件”（京胡、京二胡、月琴）所产生的明亮、清脆的音乐效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独特的音乐效果，不仅巧妙地衬托了演员的唱腔，更营造出了一种紧张、刺激的戏剧氛围，生动地展现了杨子荣在茫茫林海中策马疾驰、勇闯威虎山的英勇形象。 《智取威虎山》中中西混编乐队的成功运用，使得京剧音乐的发展空间得到了极大的拓展。它不再局限于传统的音乐表现形式，而是能够更加灵活地表达各种复杂的情感和场景，为京剧的舞台表演增添了更为丰富的艺术感染力。乐队的功用也不再仅仅局限于为唱腔伴奏，还在塑造人物形象、描绘剧情场景、渲染舞台气氛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此外，新的乐器组合还催生了新的配器方式。音乐编配方式从过去单一的 “线性思维” 转变为更加立体的 “和声思维”，这种转变使得音乐具有了多层次的音响效果，为观众带来了全新的听觉体验。在唱腔伴奏中，和声的运用使得音乐更加丰满、和谐，增强了唱腔的感染力；在形象描绘和气氛渲染方面，和声思维能够根据剧情的需要，灵活地运用各种乐器的组合和音色变化，创造出更加生动、逼真的音乐场景，让观众更加深入地融入到剧情之中。 与传统京剧 “三大件”（京胡、京二胡、月琴）的音色相比，圆号的音色显得格外与众不同。京胡的音色高亢明亮，穿透力极强，常常在京剧演奏中起到引领旋律、突出唱腔的作用；京二胡则音色柔和圆润，与京胡相互呼应，为唱腔增添了丰富的和声层次；月琴的声音清脆悦耳，节奏性强，能够增强音乐的节奏感和韵律感。而圆号，它的音域宽广，从深沉的低音到明亮的高音，能够表达出丰富多样的情感和音乐场景。在《打虎上山》中，当圆号的声音响起，与传统 “三大件” 的声音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种奇妙的音乐化学反应。这种对比鲜明又和谐统一的音乐效果，不仅没有让听众感到突兀，反而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极大地丰富了京剧音乐的表现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