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瞿秋白慷慨赴死时年仅36岁，建国后为何很少纪念他？ （参考资料：2020-07-23 中国网文化——中共平反“瞿秋白冤案”始末：在自我纠错中前行） 一个政党想要长久地走下去，靠的不是永远正确，而是敢于直面错误、有能力纠正偏差，回看中国共产党九十多年的风雨历程，就是一部不断总结经验、自我完善的历史，从延安整风到真理标准大讨论，两次深刻的思想洗礼，都极大地推动了事业向前发展。 而瞿秋白和他那本《多余的话》的故事，正是这宏大历史中一个极其生动又让人唏嘘的注脚，这不单单是一个人的荣辱沉浮，更是一面镜子，映照出党在不断求索中，如何调整自身、追寻真相。 瞿秋白曾是站在时代浪尖的人物，八七会议后，他接替陈独秀，一度成为党的最高领导人，但政治风云变幻，1931年初，他在六届四中全会上被解除了中央领导职务，后来前往瑞金，担任了教育部长一类的职务。 当红军主力准备长征时，他多次请求随队出发，却最终被留了下来，命运的转折点在1935年2月，他在福建长汀被国民党地方部队俘获，四个月后，他迎来了生命的终点，目击者回忆，他就义那天异常从容，喝着酒，唱着《国际歌》，最后自己选了片草地盘腿坐下。 英雄的结局本该是清晰的，但一份手稿的出现，让一切变得复杂，临刑前，瞿秋白写下了两万多字的《多余的话》，这篇自白里没有慷慨激昂的口号，反而充满了文人的忧郁、痛苦与倦怠，像是一场灵魂深处的自我剖析。 在那个讲求革命纯粹性的年代，这种复杂的内心情感，与他英勇就义的形象形成了巨大反差，这份手稿先是被国民党方面部分发表，后又全文刊出，成了后来指控他为“叛徒”的核心“证据”，让他背负了数十年的骂名。 最初，党内普遍认为《多余的话》是国民党伪造的，根本不信，抗战初期，有人想出售原稿，也被我方因认定是赝品而拒绝，在公开场合，对瞿秋白的评价一直是正面的，1945年的历史决议称赞他有“无产阶级英雄气概”，1955年，中央还决定将他的遗骨迁葬北京。 在迁葬仪式上，陆定一代表中央，赞扬他是一位“无限忠诚的战士”，然而，这种公开的褒扬之下，暗流涌动。 建国后编辑《瞿秋白文集》时，中央指示只收录文学论著，理由是他的政治理论脱离中国实际，更有意思的是，毛主席亲自为文集写的序言，肯定了他的英勇不屈，但这篇序言当时并未发表，直到三十年后才在档案中被发现，可见当时党内对其评价的复杂。 到了六十年代初，风向变了，随着“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对《多余的话》的怀疑变成了确认，周总理也证实，他见过原稿，确实是瞿秋白的笔迹，当时一场关于太平天国将领李秀成自述的“晚节不忠”大讨论，也间接波及了瞿秋白，他的名字渐渐不再被提起。 特殊年代的狂潮一来，《多余的话》被彻底歪曲为他叛变的“铁证”，他的墓碑也被砸毁，这位曾经的党的领袖，被打入了十八层地狱。 风暴过后，是拨乱反正的春天，瞿秋白的问题，终于被重新摆上了桌面，1979年，《历史研究》刊发了陈铁健的文章《重评〈多余的话〉》，打响了为瞿秋白公开正名的第一枪，党内元老陆定一更是直接致信中纪委，率先倡议平反。 陆定一在信中提出了三点犀利的质疑：其一，《多余的话》里没有出卖同志的内容，不是自首书；其二，最早说瞿秋白是叛徒的是谢富治；其三，如果他真的叛变，国民党为何不大肆宣传？ 与此同时，瞿秋白的女儿瞿独伊和胞妹瞿轶群也分别致信中央，请求为父亲和兄长恢复名誉。 陈云、胡耀邦等中央领导迅速作出批示，要求查清事实，给出一个公正的结论，中纪委随即成立了五人复查组，专门负责此事，调查工作紧锣密鼓地展开，到1979年底，平反文件已经起草完毕，准备提交十一届五中全会。 但过程并非一帆风顺，那次全会只通过了为刘少奇平反的文件，瞿秋白的事被暂时搁置，关键时刻，邓小平明确表态：瞿秋白不是叛徒，历史遗留问题必须解决，这为最终的平反定了调。 1980年6月，纪念瞿秋白就义45周年的座谈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多位中央领导出席，不久后，中组部、中纪委的代表在八宝山他被毁的墓碑前敬献了花圈，同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正式转发了中纪委的调查报告。 报告一锤定音：细读《多余的话》全文，找不到任何出卖党和同志、攻击马列主义或向敌人摇尾乞怜的内容，结论是，《多余的话》“决不是叛变投降的自白书”。 两年后，中纪委在提交给十二大的工作报告中，再次确认瞿秋白同志被捕后“坚持不屈斗争，被敌人杀害”。 至此，泼在瞿秋白身上的所有污水被彻底清洗干净，1991年，《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出版，那篇曾引发轩然大波的《多余的话》，被正式收录其中。 瞿秋白的故事，从被误解到最终平反，深刻地展现了中共作为一个大党，在面对历史复杂性时的自我审视和纠错能力，承认历史的曲折，正视曾经的错误，正是这个政党能够不断革新、保持生命力的根源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