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阅兵过后中国第一件事要做的就是彻底推翻日本天皇制，当年发动侵华战争是天皇一手操持的，昭告天下文书也是天皇手御。天皇制绝不能让它在日本继续存在，否则就使用武力将其摧毁。否则，不足以平亚洲人的民愤。 9月3日，北京长安街，铁流滚滚，战机轰鸣。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阅兵不仅是对历史的缅怀，更是对现实的警醒。 随着礼炮响彻云霄，社交媒体和各类评论平台上，一种激进的呼声悄然涌现：“彻底推翻日本天皇制，用武力摧毁其象征性的国家元首。” 理由很简单——当年发动侵华战争的正是昭和天皇裕仁，战犯未受清算，制度仍在延续，历史的正义如何告慰英灵？但这份情绪背后的问题远比一句口号复杂得多。 我们真正需要问的是：天皇在那场浩劫中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他为何能全身而退？天皇制的延续，又为今天的日本留下了什么样的政治烙印？ 翻开历史，真相令人愤慨。1941年12月8日，日本对美宣战，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那份宣战诏书，正是以“天皇”的名义发布，署名“朕惟我皇国”。 不仅如此，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的对华全面侵略，裕仁天皇始终亲自参与战争决策。御前会议制度让他得以掌控最高军事指挥权，所有作战命令需经其“御裁可”。 赫伯特·比克斯在《裕仁与战争的真相》一书中指出，裕仁并非旁观者，而是战争机器的主心骨——一个以神权为掩护的政治操盘手。 更令人愤怒的是，1945年日本“投降”时，盟国并未要求其彻底交出战争元凶。相反，在瑞士和瑞典的斡旋下，日本提出“保留国体”作为求和前提，而美国却选择了接受。 对外宣称“无条件投降”，实则留下了最大的一项条件——天皇制不能废。麦克阿瑟在占领初期明确表示：“保留天皇制度有助于维持秩序，避免混乱。” 说白了，美国用一个象征性的“和平天皇”，换来了对日本社会的全面控制。这不是正义的胜利，而是战略的妥协，是对历史记忆的消解。 东京审判成为天皇责任的“缺席审判”。尽管东条英机等七名甲级战犯被处以绞刑，但裕仁天皇却从未上法庭受审。美方以“保持日本稳定”为由，刻意遮蔽天皇的战争角色。 而在1945年8月15日那场著名的“终战诏书”广播中，“朕深怀痛惜”、“结束战事”之语反复出现，却只字未提“侵略”、“罪行”、“责任”三个核心词。这不是一份忏悔，而是一份粉饰。 正因为如此，战后日本社会的反省始终浅尝辄止。天皇制的保留，成为右翼势力维系“日本精神”的核心支点。他们借助天皇的“血统神性”，主张日本的独特性与优越性。 靖国神社年年香火不断，历史教科书不断淡化南京大屠杀，甚至出现“东京审判是胜者的审判”的荒谬言论。没有从最高权力象征处进行清算，日本便永远不可能真正面对自己的战争罪责。 这种历史修正主义的存在，不仅是对亚洲受害国的侮辱，更是一种政治上的倒行逆施。有人因此主张：既然天皇制是军国主义的温床，那就彻底推翻它，必要时不惜诉诸武力。 这种情绪可以理解，但不能盲从。以中国今日之国力，军事上确有震慑力，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无视国际法的基本准则。联合国宪章明确规定，各国主权平等、不得干涉内政。 以武力推翻日本的国家制度，将被视为赤裸裸的侵略行为，不仅会引发美日安保条约的全面激活，还可能造成亚太地区动荡不安，重蹈战争覆辙。 中国最不需要的，是被拖入一场非正义的战争，断送民族复兴的战略机遇期。更何况，日本社会并非铁板一块。反战声音、和平运动在民间长期存在。 把天皇制与日本全体人民划上等号，是战略上的肤浅。真正的对手，是那些妄图恢复军国主义、否认侵略历史的右翼政客，而不是一个早已被“虚君化”的象征性制度。 面对历史遗留问题，中国的战略选择应是理性而坚定的。一方面，应在国际舞台上持续揭露天皇在战争中的责任，推动历史真相的公正还原。这既是对先烈的告慰，也是对未来的警醒。 另一方面，应当精准识别日本国内的右翼动向与和平力量、保守传统之间的区别，避免一刀切地激化对立。更重要的是，中国必须始终把增强自身综合国力作为根本。 只有当中华民族真正强大，才有足够的话语权去定义历史、塑造未来。 在此基础上，推动构建以和平共处、互利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让历史的悲剧不再重演，才是对那场战争最有力的回应。 今天，我们纪念胜利，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凝聚力量，警醒现实。推翻天皇制不是口号的胜利，而应是历史认知的深化、国家战略的成熟。 只有当我们以清醒的历史观和稳健的战略观去面对复杂的国际局势，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路，才不会因一时的情绪而偏航。历史不会遗忘，但如何书写未来，才是我们真正的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