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王朝天叛逃台湾，由于他是第一个叛逃的红卫兵，因此受到台湾当局的重视，蒋介石和蒋经国还专门接见了他并和他拍下了这张照片。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1978年冬天的台北街头，风不算大，却吹得人心里发凉，王朝天从绿岛出来那天，没人来接，他走出监狱大门的时候，手里只提着一个布包，里面装着几件旧衣服和一小本写满检讨的笔记本，他不问自己接下来要去哪，反正也没人会告诉他，他就这么顺着街边走，走进了台北的人流里，像水滴落进海里，毫无声响。 十二年前，他还叫季水生，是沈阳一个工厂职工的儿子，家里不富裕，住的是老式砖房，冬天靠烧煤取暖，父亲每天早出晚归，母亲在家做饭带弟妹，他辍学后在街道干些杂活，也参加了红卫兵的活动，喊口号、贴标语，日子过得乱糟糟。 广播是他了解外界的唯一方式，家里那台老收音机常年调在一个频道，台湾的声音穿过雪花点点的杂音飘进来，说那边生活优渥、自由民主，说大陆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中，这些话他听得入神，脑子里渐渐浮现出一个念头：去台湾看看，那时候，他觉得那是个能让人翻身的地方。 1966年夏天，他揣着几块钱和几张粮票，从沈阳坐了几天几夜的火车到了广州，在那里，他等了三天，终于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跳进珠江，游过江水，冷得牙齿打颤，他记得对岸的灯光亮得刺眼，脚踩上湿滑的石头时，他以为自己真的脱离了苦海，几天后，他通过中间人设法联系上台湾方面，很快，他被安排上船，踏上了前往台北的旅程。 刚到台湾的时候，王朝天的确感受到了一种异样的“欢迎”，他被安排住进设备齐全的接待所，三餐热饭热菜，床铺干净柔软，比他在沈阳的家好上太多，很多人来找他谈话，问他在大陆的经历、思想变化、所见所闻，他尽可能地把知道的都讲了出来，不知道的也尽量照着他们的引导推测一些，他想表现得有价值，这样才能留下来，才能得到一个安稳的未来。 很快，他成了媒体上的“人物”，几家报纸刊登了他的照片，说他是“从极权中逃出的青年”，说他“勇敢揭露真相”，他被带去参加会议，在台上发言，稿子是别人写的，他负责读，电视台也请他做节目，讲自己“逃亡”的经过，他穿上整洁的西装，梳着油亮的头发，站在镜头前，心中有些不安，却也不敢表现出来。 他以为这就是他的新生活的开始，他幻想过在台湾找份体面的工作，租间好点的房子，也许还能把家人接过来，但现实很快就变了，那些曾经对他笑脸相迎的人开始变得冷淡，他去问当初承诺的安置和补助，被搪塞过去，有一次，他在一个小型聚会上说了一些与官方宣传不符的话，之后就再也没有公开露面机会了。 后来的一天，有人通知他去参加一个“新的安排”，说是为了更好地发挥他的“特长”，他带着些许希望去了，却从此失去了自由，他的名字从媒体上消失，照片也被撤下，无人再提起他的“英雄事迹”，他被送去一个偏远的地方，后来又被转到绿岛，没有正式指控，也没有审判，就这样成了一个“暂时管理”的人。 绿岛的生活不似监狱，却比监狱更难熬，他每天早晨被叫醒，去搬石头、扫地、种菜，没有人告诉他何时可以离开，也没有人解释他究竟犯了什么错，他曾写信给当局，要求归还自己来台时的物品，也曾托人带话回台北，但都杳无音信，他开始怀疑，自己是否真的存在过，是否真的被接纳过，还是从一开始就只是一个道具。 时间在岛上一点点过去，王朝天从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变成了一个头发花白、牙齿脱落的中年人，他不再幻想自己会被平反，也不再指望有人来为他伸冤，他学会了在沉默中活着，学会了在海风中独自数星星，学会了怎么在没有希望的地方继续呼吸。 出岛的那一天，他没有任何手续，也没有任何文件，他被送回台北，被告知不能对外讲述在绿岛的经历，也不能联系媒体，他签下了一份切结书，换来了自由，他租了一间破旧的小屋，在街角卖旧书和二手杂货，他不愿再说自己是谁，也没人认得他，他曾偷偷翻开一本旧杂志，看到那张曾与蒋经国一起的合影，盯了很久，最后轻轻把杂志合上，没有带走。 1991年，他鼓起勇气再次走进公众视野，在一场记者会上，他讲述了自己这十几年来的经历，提出申诉，要求政府给予解释与赔偿，他说自己不是罪犯，也不是骗子，只是一个被时代利用又被抛弃的人，他不是为了钱，而是想找回一点尊严，但风头只维持了短短几天，媒体很快转向，社会也不再关注他的命运。 赔偿没有下文，道歉没有回应，他再次被现实吞没，台北街头依然车水马龙，王朝天的摊位旁，人们匆忙走过，很少有人停下，他卖的书越来越旧，摊位越摆越小，他的名字，逐渐淡出了所有人的记忆，他没有回大陆，也没有离开台湾，他的人生就像他那张旧照片，被时间压在书堆底下，没人再翻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