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小仙女”群体是怎么炼成的？其实，她们并非真正的女权，而是一种被毒鸡汤浇灌出来的畸形变体，是穷养儿富养女给养出来的，是被大伙团宠出来的。 日韩女权运动起源于20世纪初，日本女权深受“天赋人权”影响，主要强调性别平等、女性受教育权等基本权利。韩国女权最初诉求是反对家暴、争取职场平等，希望获得与男性同等晋升机会与薪资待遇。 国内“小仙女”作为网络流行语，最早于2016年因“你咋不上天”热梗而走红，女性常用“本小仙女从天上来的”作为回应。初期特指高颜值可爱女性，后来被赋予“公主病”“特权诉求”等负面特质。有“他人眼中的小仙女”“自称的小仙女”和“内心自认的小仙女”等多种细分赛道。 相比较而言，日韩女权具有明确的政治诉求和社会运动属性，而国内“小仙女”群体简直弱爆了，呈现出消费主义与个人主义杂交的“伪女权”特征：一方面借用女权话语要求平等，另一方面又保持传统性别角色中对女性特权的期待。 日韩女权寻求系统性变革，国内小仙女则主要体现为个体身份表演，以“弱势群体”名义提出超越常规的权益主张，热衷于将普通民事纠纷上升至性别对立。这些年，她们创造出了很多脑残式经典言论。 她们嘴上高呼平等，约会却要求男方买单；她们标榜独立，却又以“嫁入豪门”为目标，形成了一种特权诉求与表演性身份相结合的奇特现象。以“独立”为名，行“依附”之实，既否定女性劳动价值，又强化男性经济负担。 但“小仙女”并非从天上飘下来的，其产生原本就有着独特的历史社会土壤。与欧洲世袭贵族传统下相对稳定的性别角色不同，我们改朝换代如翻烧饼的残酷历史，使得女性形成了依附最强资源的生存策略。 这种策略在当代与计划生育政策相遇之后，就产生了一种奇妙的化学反应。独生子女的家庭中心地位，创造了史无前例的“四二一”家庭结构，无意中造就了一个奇特的女权主义实验室，并衍生了“穷养儿子，富养女儿”等社会风气。 穷养儿，鼓吹通过适度物质匮乏，让男孩体验生活的艰辛，培养其坚韧、独立和责任感，避免成为依赖父母的“温室花朵”。 富养女，鼓吹通过丰富的精神滋养和适度的物质满足，比如教育、艺术和旅行等，让女孩见多识广，提升其判断力，避免被男性小恩小惠和甜言蜜语所诱惑。试图让女孩从小不被物质匮乏束缚，形成自尊自爱的性格，未来更懂得把握人生选择。 网上有很多这类视频，比如哥哥和妹妹同时犯错，当爸爸的会严厉教育儿子，对女儿却极其温柔和宽容。犯错而不受惩罚，这让有些女生变成了自我中心主义者，甚至恃宠而骄。 久而久之，就滋生出了要求特殊待遇和特殊权力，拒绝批评和改正错误等思维定式，双标附体。将自我需求等同于宇宙法则，无法区分“自我”与“他者”的界限，并发展出了一堆关于物权独占、资源掠夺、情感操控和特权主张等话术体系。 “男女平等，但女士优先”，既要求男性让着女性，又批判男性“妈宝男”。还有诸如：“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她迟到两小时是考验耐心，他迟到两分钟就是不爱”“女生发脾气是天经地义的”“我长得好看就有资格插队”。 在此过程中，消费主义又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制造“消费即解放”幻象，把消费转化为符号，用“独立女性”包装“粉红税”。但包装是需要付出代价的，所以女性消费品普遍高于男性，比如女性剃毛刀价格3倍于男性剃须刀。 媒体则通过“精致生活”内容塑造独立女性形象，以物资符号化独立女性，进而物化女性。从前裹脚，现在裹脑，这种数字时代的裹脚布，比物理意义上的裹脚布更加隐蔽而可怕。 比如“你负责赚钱养家，我负责貌美如花”，把家庭责任全部推给男性，将男性物化为工具，将女性物化为“被供养的装饰品”，延续传统性别分工的糟粕。 其实，国内“小仙女”群体并非极端女权，而是传统性别策略、独生子女政策、消费主义狂欢和社交媒体算法共同作用下的独特产物。它既不是真正的女性主义，也不是简单的传统回归，而是一种在现代化进程中产生的畸形变体。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真正的平等既不是特权争夺，也不是消费解放，而是对人之为人的普遍尊重。正如康德所说：要把平等当作目的，而不是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