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春天，北京城里传出来个消息，让不少老干部都愣了神——戴季英恢复了省级干部待遇。 这话要是搁在别人身上，不算稀奇。那几年，不少过去受了委屈的老同志重新出来工作，有的进了中顾委，有的还在重要岗位上发光发热。可戴季英不一样，恢复待遇归恢复，他自始至终没再走进办公室，更没挂上任何实职，就这么安安静静待着，直到去世。 这事儿说起来，得从他这辈子的起落里找答案。 1906年，戴季英生在湖北黄安的山沟里。那地方穷得叮当响，地里长的粮食够不够吃，全看老天爷脸色。可这穷小子有股倔劲，硬是读了书，后来还跑到武汉，进了启黄中学、省立第一中学。那时候的武汉，革命火苗正旺，学生们凑在一起，说的都是“怎么让老百姓过好日子”。 1926年，20岁的戴季英加入共青团，转年就成了党员。那会儿的党员可不是光挂个名，是真要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1927年11月，黄麻起义打响，他是总指挥部成员，还带着七里坪的农民义勇队往前冲。起义失败后，队伍往黄陂木兰山转，人困马乏，冬天里连件像样的棉衣都没有，他硬是跟着队伍扛了下来。 后来工农革命军第7军成立，他是党委委员；黄麻县委书记、地方武装总指挥，这些头衔不是凭空来的，是在枪林弹雨里拼出来的。鄂东特委委员、鄂豫边特委候补委员，在鄂豫皖那片红色土地上，他的名字，当年是能让敌人头疼的。 按说这样的老资格，后来的路本该顺顺当当，可他偏偏栽在了“性格”这两个字上。 听说这人脾气硬得像块石头，认死理，而且管不住自己的嘴。战争年代还好，有战功撑着，大家看在他能打仗、敢拼命的份上，不少事就过去了。可到了和平时期，尤其是在一些关键问题上，他的那股“犟劲”就成了麻烦。据说当年他因为一些看法跟组织闹得很僵，甚至说了不少出格的话，最后受到了处分，这一闲就是几十年。 1984年恢复待遇，算是组织上对他早年贡献的肯定，但考虑到他的特殊情况，没安排工作也是实事求是的办法。毕竟，革命年代的功劳不能忘，可后来犯的错也不能不算。 想想也是，这人啊，本事再大，要是管不住自己的性子，踩了红线，照样得栽跟头。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这道理都通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