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 年，44 岁的章士钊再次偷偷爱上一个歌女，后高调同居。妻子吴弱男知道后，带着 3 个儿子上门大闹一场。没想到最后章士钊却提出一个无法让吴弱男接受的无理要求。 上海洋房的紫檀木架上，那方歙砚的裂纹像道陈年旧伤。章因当年砸下去的力道太大，砚台边缘至今缺着一角，露出里面青灰色的石质。 吴弱男看着儿子们在客厅里摔碎古董茶壶时，突然想起 1907 年在东京的初见 ， 章士钊穿着洗得发白的长衫，手里攥着她翻译的《申报》文章英译本，指尖因紧张泛白：“吴小姐的英文，比伦敦报纸还地道。” 奚翠贞的昆曲唱片在留声机里转着，唱词 “原来姹紫嫣红开遍” 混着玻璃破碎声，成了这场闹剧的背景音。 章士钊挂在门楣上的 “老树著花无丑枝” 木联，被章可扯下来踩在脚下，墨迹在地毯上晕开，像朵狼狈的残花。 他突然按住儿子的肩膀，对吴弱男说：“要么接纳她，要么签字离婚。” 这话里的理直气壮，和当年在欧洲陪她拜访居里夫人时的谦逊，判若两人。 吴弱男的皮箱还留着巴黎海关的标签。1914 年陪章士钊游学期间，她在牛津图书馆抄录的女权文献，如今还锁在上海寓所的铁柜里。 那时他总说 “弱男的见识，胜过十倍须眉”，可现在他看着奚翠贞抚琴的眼神，比当年读她译作时还要专注。 李萍香的胭脂盒从樟木箱底翻出来时，蒙着层薄灰 ，那是他第一次出轨的证据，吴弱男当年竟毫无察觉，只因忙着教三个儿子读《新青年》。 章士钊的书房里，李大钊题的 “铁肩担道义” 横幅被昆曲谱子盖住了一半。 1927 年那个闷热的夏夜，他们就是在这张书桌上连夜起草营救信，吴弱男用英文写的请愿书，字迹至今还能在草稿上找到。 可现在，书桌上摆着奚翠贞的戏服水袖，丝绸上的金线在灯光下闪，刺得她眼睛生疼。 欧洲八年，吴弱男在柏林大学的讲义上还留着批注。章用寄来的信里说，父亲带着奚翠贞参加文人雅集，有人把他们的合照登在《良友》画报上，标题是 “章公新偶”。 她合上笔记本，窗外的菩提树正落着叶，像极了当年在东京时，章士钊为她捡的樱花瓣。三个儿子在慕尼黑大学的成绩单整整齐齐码着，章可的政治学论文获了奖，扉页上写着 “献给母亲”。 奚翠贞留给章士钊的信，被吴弱男在旧物堆里找见时，信纸已经脆了。 “知君无心恋旧人” 七个字，笔锋软塌塌的，像她唱昆曲时的尾音。 那年章士钊在香港登报寻人，悬赏启事的措辞恳切，可吴弱男在巴黎看到报纸时，正陪着章因参加国际数学竞赛。儿子领奖台上的身影，比任何道歉都让她安心。 晚年的章士钊坐在轮椅上，摩挲着那方带裂的歙砚。吴弱男给他端来的龙井茶，汤色清亮，像他们初遇时的月光。 “我错了。” 他的声音比留声机的杂音还轻，她却只是把茶盏往他面前推了推：“章家的儿子，都成了有用的人。” 窗外的玉兰花开得正好，她想起当年在东京翻译的文章里，有句 “女性不是附属品”，此刻读来，比任何情话都有分量。 那架唱过奚翠贞昆曲的留声机，后来被章可捐给了博物馆。 标签上写着 “1924 年，章士钊旧物”，却没人知道，转盘深处还卡着半片吴弱男当年最喜欢的玫瑰花瓣，是她陪他在伦敦看歌剧时，夹在戏票里的。 信源：《章士钊年谱》(中华书局，1985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