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的北京，改革春风吹得正劲，中关村的电子一条街人声鼎沸，可俞敏洪却站在人生的岔路口。33岁的他，刚从北大外语系讲师的岗位上辞职。 不是因为豪情壮志，而是因为那点120元的月薪，实在养不活自己和刚组建的小家庭。 北大校园里，学生们骑着飞鸽自行车穿梭，俞敏洪却骑着辆二八大杠，载着全部家当，搬进了万泉庄的出租屋。 这间屋子，月租40元，相当于他三分之一的积蓄。房东是个国营厂的钳工，姓王，叼着“香山”牌香烟，皱着眉头打量这个瘦高的“北大老师”。“你真能让我家孩子成绩上去？”房东半信半疑。 俞敏洪没多解释，只是点点头，眼神里透着股倔劲。他知道，这不仅是一场交易，更是他证明自己的机会。 屋子简陋得让人心酸：一张棕绷床吱吱作响，折叠饭桌上摆着个搪瓷暖水瓶，墙上贴着1990年亚运会吉祥物“盼盼”的海报。 晚上，胡同里飘来收音机的京剧声，俞敏洪却在煤油灯下备课，手指冻得握不住笔，只能靠哈气取暖。 房东的儿子小刚，11岁，五年级，成绩在班里晃荡在30名开外。作文写不满200字，数学应用题几乎全错，英语更是连“apple”都记不住。第一次辅导，俞敏洪让小刚读课文，孩子低着头，声音小得像蚊子哼哼。 他没急，蹲下来，掏出一叠自制的扑克牌，上面写着英文单词和中文意思。“咱们玩个游戏，配对对了有奖励！”小刚眼睛一亮，抓起牌就开始翻。 俞敏洪的教学方法简单却直击痛点。他不用枯燥的死记硬背，而是让小刚每天复述一条《北京晚报》的新闻，练表达；用手绘的单词卡片玩配对，记单词；数学题则拆成生活场景，比如“买菜找零”来算应用题。 半个月后，小刚开始主动要求加课，甚至把俞敏洪送的一本《英汉小词典》当宝贝，睡觉都塞在枕头底下。 第六周，期中考试成绩出来了。小刚语文从78分蹦到92分，班级排名从32名窜到15名。英语更夸张，考了100分，全班仅3人满分。 房东王师傅乐得合不拢嘴，当晚炒了盘花生米，硬拉着俞敏洪喝了两盅二锅头。“俞老师，你这脑子，比我们厂的机床还好使！”小刚则蹲在胡同口的槐树下，借着路灯背课文，落叶夹在书里当书签，成了他最珍贵的“战利品”。 三个月后，俞敏洪不仅免了房租，还攒下了第一桶金——靠给其他邻居的孩子辅导，赚了200元的“外快”。但更大的转折还在后面。 小刚的成绩飞跃，传遍了万泉庄的胡同，家长们开始敲开那扇吱吱作响的木门，求他再带几个学生。俞敏洪犹豫了：他不想只做个“家教”，他想做点更大的事。 1993年，俞敏洪在中关村一间租来的教室里，挂起了“新东方学校”的牌子。最初，只有13个学生，课桌是从废品站淘来的，粉笔是他自己买的。 可那间教室里，俞敏洪用他在万泉庄练就的教学法，让每个学生都像小刚一样，找到学习的乐趣。 十年后，新东方从胡同小屋走向纳斯达克，俞敏洪站在纽约的敲钟台上，回想起1991年的那个冬天，煤油灯下的备课，手指冻僵的哈气，还有小刚攥着满分试卷的笑脸。 1991年的万泉庄，俞敏洪用知识换来了生存，也点燃了梦想的第一盏灯。那盏灯不仅照亮了小刚的前路，也照亮了无数中国学生的未来。 俞敏洪常说：“知识不只是分数，它是能让你在最冷的冬天，活得有尊严的东西。”从一间逼仄的出租屋，到新东方的全球版图，他用行动证明，教育的力量可以穿越贫穷，改写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