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用车马随葬是等级制度的具体体现，也是贵族地位和身份的象征。什么样的人坐什么样的车有严格的规定，即乘舆制度。西周前后，我国的乘舆制度规定，玉、金、革、象、木五种不同装饰物的车子，分别供天子、同姓诸侯、异姓诸侯、边地诸侯、藩国诸侯等不同身份的人使用。 这些装饰物主要在衡、辕、轴、扶手末端等惹人眼的地方。《逸礼·王度记》曰：“天子驾六，诸侯驾五，卿驾四，大夫三，士二，庶人一。”即天子驾车用六匹马，诸侯用五匹马，公卿用四匹马，大夫用三匹马，士用两匹马，普通百姓用一匹马。 在洛阳东周墓地发掘有“天子驾六”车马坑，现已对公众开放。湖北荆州熊家冢的楚国贵族车马坑，长132.4米，其中也有三辆六匹马驾的车，车上不仅有车厢还有伞（华盖）。 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对周代及以前的车舆制度进行了改革，实行了空前盛大的卤簿制度，规定皇帝出行时乘坐“金根车”（以黄金为饰的车辆），车马仪仗排列有序，少则近百辆，人员上千，这就是古戏中提到的“鸾驾”。此后，“卤簿”规模日益扩大，动用人员成百上千。 《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有“乘六马”的记载，《后汉书·舆服志》中也有“天子所御驾六，余皆驾四”的记载，这说明当时秦始皇所乘之车驾有六马。 商周时期的车马殉葬已经成为身份等级的象征，这种严格的车马随葬制度，在三门峡虢国墓地得到了真实反映。如地位较低随葬一鼎的贵族墓陪葬一辆车两匹马； 三鼎的M1721墓车马坑随葬三辆车六匹马；五鼎的M1706号和M1810墓的车马坑分别为1727和1811号坑，各出土了5辆车10匹马，属于大夫一级的贵族；七鼎的M1052墓是虢太子墓，其车马坑为1051号坑，出土了10辆车20匹马。 90年代发现的虢太子随葬的车马坑，坑南北长21.08米，东西宽3.51米，深1.5～1.6米，根据规模大小也应该陪葬10辆车20匹马。 M2001墓主为虢季，七鼎墓，属国君一级，其车马坑除被近代墓和现代沟所损毁的车辆与马匹外，整个坑内共清理出13辆车、64匹马、6只狗。 M2012墓主为梁姬，五鼎墓，大夫一级的贵族，按周礼当礼降一等，随葬比国君要少，但其车马坑内埋有19辆车，由西向东分三排按一定顺序规律摆放。可见，通常情况下，墓主身份越高，随葬车马数量、车马器的数量和种类就越多。 尽管如此，根据虢国墓地的考古发现，从墓葬的等级与随葬车马数量关系看，两者之间的对应关系并不像文献记载的那样严格规范。车马陪葬仅限于社会上层中的一部分人，其普遍性及规范程度较之其他器用制度（如用鼎制度）小很多。 50年代发掘了234座墓葬，只有一座太子墓、两座五鼎大夫陪葬有车马坑。如M1705和M1820，墓主人都是使用三鼎的士级贵族，但都没有随葬车马坑。这也说明可能当时作为财富的车马相当珍贵，一般不轻易随葬，或者说这些贵族经济势力下降，无力置办。 虢国墓地出土的车马坑保存较好，人们据此可以完整地复原两周之际的的车子。这样，就弥补了西周车子与战国车子之间的缺环，使我们对两周车制的演变有一个完整的概念。 根据虢国墓地车马坑的剥剔清理，其整体结构与殷商时期车的结构没有根本性区别，仍是独辀、两轮、长方形车厢、长毂，但也呈现出自己的特点。三门峡工学院的李久昌博士通过对车的深入研究后认为，虢国的战车相当先进。 虢国车制呈现车同轨趋势，车轮轨宽明显缩小，提高了车辆对路面的适应能力；车辐数量增加，辐条由最早的18根，渐次增加到28根，从而进一步加强了车轮的抗震强度和支撑力；车辀进一步加长至300厘米，弯曲度趋于合理； 这样就加大了车衡与车舆间的距离，扩大了服马的活动空间，方便马的行进，进而提高车速；辀的前端距地面高1.15米左右，这种距地面的高度很适宜车的驾驶，行驶起来省力平稳；车舆增大，从而增强了战车的荷载重量，保证乘员有充分的活动余地，便于战场厮杀； 支撑车舆的毂长缩短，方便战场选择，布置车阵，还可防止毂击轴折；而车轴变短，则使驾驶更趋于灵活；车器铜、铜联用，起到了更好保护车毂的作用。 虢国虽然灭亡了，但遗留的众多车马坑再现了其当年的风采。当时天子、诸侯、卿大夫都掌握有一定数量的战车。天子可拥有战车万乘，故被称为“万乘之君”； 诸侯可拥有战车千乘，故被称为“千乘之国”；卿大夫可拥有战车百乘，故被称为“百乘之家”。这些以战车为主要装备的军队，是当时国家机器的支柱。 所以，拥有战车数量的多寡，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强弱的标志。虢国属于诸侯国，其国君还担任周王室的卿士。因此，使用的车马数量绝对称得上“千乘之国”。 这从墓地出土的车马坑的规模及数量得到证明，表明了虢国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以及发达的经济和雄厚的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