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玄策是我国唐朝杰出的外交活动家，其相关事迹主要分为中印之间的佛教文化交流和大唐境内的崇佛活动，这对大唐佛教影响深远。 他把印度佛教艺术风格传入中国，为大唐佛教艺术引入了新的表现素材；他带回了许多佛教圣物，为长安成为“东方佛都”做出了重大贡献；他维护了佛法正统，传播了大乘思想；他促进了大唐佛教交流，为长安成为国际佛教文化交流中心奠定了基础，把大唐佛教文化交流推向了更新的高度。 耆阇崛山和菩提寺是佛陀故乡的著名历史遗迹，也是当时印度佛教活动重地，王玄策在这两个佛国名胜上刊勒汉文碑铭的活动最引人瞩目。 道世在《法苑珠林》中写道:“至十九年正月二十七日至王舍城，遂登耆阇崛山。流目纵观。傍眺罔极。自佛灭度千有余年。圣迹遗基俨然具在。一行一坐皆有塔记。自惟器识边鄙。忽得躬睹灵迹。一悲一喜不能裁抑。因铭其山用传不朽。欲使大唐皇帝与日月而长明。佛法弘宣共此山而同固。其辞曰:‘大唐出震，膺图龙飞，……齐天地之久长(其五)’。” 同年二月，王玄策又在摩迦陀国摩诃菩提寺立碑:“此汉使奉敕往摩伽陀国摩诃菩提寺立碑……历劫不朽，神力焉如。” 义净记述康国(今中亚撒马尔罕)僧伽跋摩之事时曾写道:“以显庆年内(656—660)，奉敕与使人相随，礼觐西国，到大觉寺。于金刚座，广兴荐舍。七日七夜，燃灯续明，献大法会。又于菩提院内无忧树下雕刻佛形及观自在菩萨像。 盛兴庆赞，时人叹希。”大觉寺即摩诃菩提寺，佛陀于此成道故又称大觉寺。录文中的“使人”虽未明姓氏，但查史料可知，与僧伽跋摩在显庆年内到大觉寺的人，即第三次出使印度的王玄策。 据《法苑珠林·弥勒部》记载，显庆二年(657)敕使王元(玄)策等往摩迦陀娑罗林伽蓝送袈裟，除了道世的记载之外，《诸经要集》等历史文献也都有明确的记载。 在王玄策的影响下，其家族一门数人都对中印交流及大唐佛教做出了贡献。 显庆三年(658)，在王玄策出使印度的使团中，就有他的子侄作为其侍从随行。1990年6月，在西藏吉隆县阿瓦呷英山口，发现了王玄策出使印度途经该地时留下题为《大唐天竺使出铭》的摩崖题刻。 “使人息王令敏□使侄”，文中“息”指“息子”，即“儿女”之意，也就是说，“王令敏”为王玄策之子，“使侄”即王玄策之侄(可能是智弘律师的某位兄弟)。在王玄策家族的晚辈中，除了像他致力于官方佛教交流事业之外，还有一位西行求法的高僧———智弘律师。 义净在求法僧录中记其事迹:“智弘律师者洛阳人也。即聘西域大使王玄策之侄也。年才弱岁……然而翻译之功，其人已就矣。” 根据《法苑珠林》卷二九记载，供奉在中亚迦毕试国的佛顶骨舍利，在唐初被王玄策请回国内供养。“(迦毕试国)又此东南往古王寺。有佛顶骨一片。广二寸余。色黄白，发孔分明。至大唐龙朔元年春初，使人王玄策，从西国将来，今现宫内供养。” 175佛顶舍利的传入，加上唐德宗贞元六年(790)僧人悟空又携回的佛牙舍利，使国都长安聚齐了号称世界三大著名舍利的佛顶、佛牙、佛指舍利。这些具有重大影响的佛教圣物，使得长安成为名副其实的东方佛都。 贞观二十三年(649)王玄策二使印度归来，此图才正式传入大唐。长安普光寺的佛足迹石就是据此所刻，它不仅在我国广为流传，还辗转传至日本影响千年。现存于日本药师寺中的佛足迹石已成为该国国宝，足见其影响之深远。 其三，佛教圣物。王玄策携回的佛教圣物，多是热情好客的印度人民赠送给大唐的礼物，更是中印友好交往的历史见证。例如:“王玄策三使印度归唐时，菩提寺寺主戒龙向唐使赠送的象牙佛塔、舍利宝塔及佛印等珍贵圣物。” 唐太宗贞观三年(629)钦定译场趋于完善。唐朝是我国佛教发展的鼎盛时期，其表现之一就是佛典翻译的辉煌。国家不仅开设钦定译场，为纠正翻译中的弊端，还派出学生赴印学习，为大唐培养专业的梵语翻译。 公派学生赴印学习，不但是玄奘西行这样的榜样力量对政府行为的感召，而且反映了当时中印交往频繁对大量翻译人才的迫切需求。梵语翻译的培养，不仅加强了中印交流，还为大唐培养了一批翻译精英，极大地充实了唐初的翻译队伍。 我国的佛典翻译，在唐以前基本上都是由外籍僧人担任主持，真正由中国人担任译主、组织翻译的是唐代的义净和玄奘。王玄策的出使活动为他们的佛典翻译事业奠定了一定的人才基础。 王玄策是大唐杰出的外交活动家，他与玄奘并称为中印友好关系史上的双星。他的出使活动及佛学思想，不仅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其族人，而且对大唐佛教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