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张大千的四姨太徐雯波，正跪在地上拜师。她妆容精致，发型讲究，一身华丽的旗袍，勾勒出她娇好的身材。身上的珍珠项链和手镯首饰，让她显得尊贵又洋气，的确是一个风华绝代的美人啊！
她是跪着的。 旗袍贴着膝盖，腰板挺直，珍珠挂在锁骨上，半点不晃，像是老照片里的人突然动了起来——不说话，眼睛亮着，一直望着面前那位书画老先生，叫马寿华。男人微驼着背，伸手扶她，身后一个熟悉的身影站着，手握着宣纸扇子，一言不发。张大千——就是那位被称作“大千居士”的张大千，此刻站在旁边，像是个局外人，也像是半个见证人。 那是1968年，台北。 照片传出来后，不少人先看的是她的脸。的确，是漂亮的。那种漂亮不张扬、不慌不忙，骨子里透着南方女人特有的细致和韧劲。可是照片没有声音，看不出她喊的是“老师”，还是“先生”，也没人知道她膝盖磕在地板上时有没有疼。这个动作很轻，但一旦定格，就像一场命运的回头。徐雯波，从此不仅是张大千的妻，也成了别人门下的弟子。 这事，要往回翻。 二十年前，成都的天是雾蒙蒙的。张家宅子里常有人进出，女儿请朋友来吃点心、听唱片，偶尔也让父亲看看她们画的梅花兰竹。那年张大千已经四十八岁了，鬓角添了几根白，却越发爱笑了，眼神还是那副戏谑中藏着打量的样子。徐雯波第一次来，穿着一身灰棉袄，站在门口不敢进来。张大千递给她一盏热茶，问她是哪个学校的，声音很轻，像哄猫。 谁都没想到，他日后竟向她求了婚。 她那年十六，脸上还长着没消的青春痘。张大千说：“你像小荷。”她听不懂，只低头。两人年纪差了整整三十岁，外头人看了，议论纷纷，说他老牛吃嫩草、说她图名图利。但家里人知道，她那阵子每天傍晚还是回去煮饭、洗碗，母亲念她要多读书，她只说：“大千说，让我看书。” 新婚那晚，她低声叫了句“伯伯”，他忙伸手捂她嘴，像是怕被谁听到似的：“叫我大千。” 这个男人，连自家姑娘的朋友都敢娶，心里怕是没什么不能破的规矩。 婚后的日子倒也平静。她穿着旗袍在院子里剪花枝，他坐在画案前调墨，有时也把她喊过来，让她帮忙晾画。她从没想过要学画，张大千也不逼她。家中大大小小的宴请，她学着做主妇，跟着长辈说话寒暄，遇着藏家来访，她便站一边，不多嘴。张大千倒也疼她，曾画过一件旗袍给自己女儿，那是后来拍出两百多万的《菡萏真丝旗袍》，上头的荷花一笔一笔勾着，是他心头难言的愧。 愧给谁？外头人猜是女儿——毕竟他娶了女儿的闺蜜。但更多的，也许是愧给这些年辗转陪着他东奔西走的女人们。 1949年冬，局势紧张。他们走得急，带不走几件东西。徐雯波抱着刚出生不久的孩子，脚还没完全恢复。那天在新津机场，她穿的是一件绒布外套，张大千一手提着画轴，一手牵着她。他们去了香港，又去了印度，后来落脚巴西，再后，又搬去了美国加州。 在卡梅尔的那些年，海风常年吹得人骨头发酸。她守着屋子，一日三餐照料一家老小，外头人说她福气深厚，有张大千做丈夫，哪里知道她一个人在厨房灶台前烫了多少次手。张大千依旧活跃，画展一场接一场，宾客来来往往，她笑着应对，从不失礼。 她学会了不多问。哪怕他又结识了哪个舞女，或是哪位富太太。她知道，这样的男人不属于谁。 直到那天在台北。 她突然跪下了。不是为张大千，是为了另一个男人，马寿华。外头说他比张大千名气小，但规矩全、派头大，拜了他等于名正言顺地入了门。她头发盘得高高的，发簪是翡翠的，一动不动。张大千站在一边，看了半晌，也没说什么。 有人猜，他是默许；也有人说，他是把她“外包”出去，不想管。 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没人能讲得清。只知道从那之后，徐雯波在一些场合开始被称为“马门弟子”。她挂的画，也开始署名。 不是大千夫人，而是“徐雯波”。 这些年，她也捐过不少东西。张大千去世后，她把印章、藏品整理出来，捐给博物馆。有些拍卖会上出现她名字的条目，那些人问，她是谁？她是张大千的哪一房？可她从不解释，也不争辩。她不画画，但看得懂每一笔；她不说话，却懂得什么时候退一步。 她的故事，从来没被大张旗鼓地写过。但她的身影，藏在每一幅画边的画案旁，藏在宴会间她递茶的手势里，藏在那场拜师礼上她跪下的动作里。 那动作很轻，像风吹开的纸门。膝盖落地，没有声响。 可你要是把那张老照片翻出来，仔细看，会发现她眼神里有光，像是知道自己这一跪，写下的，是自己一生中最响亮的一笔。她不问归属，不争头衔，只是在画家与世界之间，悄悄留下了一道她自己的身影。 拜师那天，天阴着，屋檐滴着水。她站起来时，裙摆沾了些灰，没人去拍。她抬头，微笑了一下，手里还攥着一方丝帕，指节泛白。张大千转过身，往门外走去，扇子没再合上。她没追，只是低头，把那根松掉的发簪重新插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