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近代史上，有一个名字常被提起。他既是巨富，也是枭雄，还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他叫陈廉伯，被孙中山称作“广东第三罪人”。他曾是广东商界的领头羊，号称要做“中国的华盛顿”，最后却在国难当头时提出惊世骇俗的建议：把香港“和平”送给日本。一个商人，如何一步步走向这样的深渊？ 他出身富裕之家，从小聪明伶俐，又有机会在香港接受教育。精通英文，年轻时就进入汇丰银行广州分行，成了少见的买办人才。凭借语言和金融手腕，他迅速在商界打下名声。祖父本是有名的实业家和慈善家，给了他庞大的资源。他继承丝厂，扩大产业，在广州一带呼风唤雨。很快，他从一个银行职员摇身一变，成了广东数一数二的商界人物。 坐拥财富，他并不满足于赚钱。他要权，要地位，要在政治上有话语权。他开始活跃在商会，担任会长，掌控行业话语。他明白，仅靠金钱不能真正掌控格局，于是盯上了武装。作为广东商团的领袖，他积极扩充兵力。商团原本是地方自卫组织，但在他手里成了私人武装。他不断筹款，不断买枪，从海外订购大批武器。广州码头甚至出现过一艘运载军火的“哈佛号”，只不过那批枪械最终被政府截走，送往黄埔军校。 陈廉伯对政坛野心勃勃，口口声声要做“中国的华盛顿”。在他的设想里，商人阶层要掌握国家，军队要听命于商界，他自己就是那个带头人。1924年，他终于下定决心出手。十月，广州街头爆发商团武装与政府军的对峙，火光冲天，枪声震耳。这就是震惊一时的广州商团事变。陈廉伯把商团军推上战场，试图一举压制政府。 可是，陈廉伯低估了对手。孙中山政府迅速出兵，蒋介石亲自指挥，商团军溃不成军。广州城成了战场，民众饱受其害。事变被镇压后，孙中山愤怒至极，公开点名，把陈廉伯列为“广东第三罪人”。对他来说，这是一个无法洗脱的罪名。他以为自己能在政坛翻云覆雨，却在几天内一败涂地。 事变失败，陈廉伯仓皇逃亡，流落香港。他依旧有钱，依旧活跃在商界，可身份已经不同。他从风云人物变成叛乱罪人。失去政坛舞台，他依旧抱着幻想，想在新的局势中找回存在感。 抗战前夕，他走上了一条更危险的路。当时日本势力日渐逼近，他竟提出一个骇人听闻的建议：香港不如主动“和平”交给日本。理由是这样能避免流血，能保住商界利益。这种说法一出，无异于自毁名节。他不再是失败的商团首领，而是赤裸裸的卖国者。 等到日本占领香港，他更是摇身一变，加入了日军扶持的华民代表会。这个机构是日方统治的工具，而他堂而皇之地坐在其中。曾经的商界领袖，如今成了侵略者的附庸。他的声名彻底臭了。广东人提起他，不再是财富和能力，而是背叛和耻辱。 战争进入尾声，陈廉伯的处境急转直下。日本大势已去，他知道留在香港只有死路。他带着家眷，登上“白银丸”号轮船，准备逃往澳大利亚。可命运在海上终结了他。美军飞机锁定了这艘船，轰炸让海面掀起巨浪，轮船沉没，他和家人葬身海底。 这就是陈廉伯的结局。一个商界巨头，一个自诩华盛顿的人物，最终落得叛国求荣、全家覆灭的下场。他的经历让人唏嘘。他有过财富，有过权力，也有过机会，但他选择了一条背叛的路。 广东历史上，人们常常用“第三罪人”来记住他。这不仅是对他的定罪，更是一个警醒。财富和地位，并不能掩盖一个人的选择。一个人究竟成为什么样的历史角色，往往取决于他在关键时刻站在哪一边。陈廉伯站错了位置，也失去了最后的尊严。 今天再提起这个名字，人们不会想到丝厂和商会，不会想到广州的繁华，而只会记住他那段耻辱的历史。历史的铁笔已经写下，他试图做“中国的华盛顿”，却最终成了“广东的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