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王耀武被俘虏后，被送到陈毅面前。陈毅见到他后，问了这么一个问题：“你家里，为什么藏了两台拖拉机？” 1948年9月，济南城破，王耀武化装成小商人，连夜出逃。可他千算万算，没算到自己用惯了高级手纸，在那个连报纸都稀罕的乡下茅厕里，这玩意儿太扎眼了。就因为这么个哭笑不得的细节，他被当地民兵给逮着了。 人抓到了，接下来就是抄家。这可是个大官，国军的山东省主席、第二绥靖区司令官，陆军二级上将。战士们寻思着，这家里不得金条成堆、美钞满箱啊？结果一帮人冲进去，翻箱倒柜，最后全傻眼了。金银细软？没有。古董字画？没有。保险柜里空空如也。最后，在后院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大家找到了他最大宗的“财产”——两台崭新的美国产拖拉机。 这下连审讯的干部都懵了，这算哪门子事？缴获清单上写“拖拉机两台”，这报上去都感觉像在开玩笑。事情很快传到了华野司令员陈毅那里。陈老总也是个妙人，听完汇报乐了。等王耀武被押到面前，他上下打量了一番，没问军事，没问部署，开口就是一句：“王司令，我们到你家里看了看，别的没发现，就是有两台拖拉机。你一个领兵打仗的将军，在家里藏这个干什么？” 王耀武苦笑了一下，很坦然地回答：“报告陈司令，我老家是泰安的，是农民出身。打了半辈子仗，也累了。我早就想好了，打完这一仗，我就解甲归田，回家种地去。 那两台拖拉机，是准备将来开荒用的。” 此话一出，全场寂静。一种非常奇特的气氛在空气中弥漫。战士们面面相觑，可能心里在想：这觉悟，怎么听着跟咱们的土改干部似的？ 陈毅听完，收起了笑容，沉默了片刻。他看着王耀武，说了句意味深长的话，大意是，在国民党的高级将领里，能一直保持农民本色，想着回家种地的人，不多见。 王耀武不是在说场面话。他的根，就扎在山东泰安的泥土里。1904年，他出生在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家庭。他跟那个年代绝大多数的农村娃一样，苦过，穷过。为了生计，十几岁就去天津的饼干厂当学徒，因为带头罢工，反抗工头的压迫，结果被开除了。这种出身，让他一辈子都带着一种乡土的烙印。他不像何应钦、陈诚那些人，早早就在权力的中心浸淫。王耀武的骨子里，始终有个农民的影子。 黄埔三期毕业后，他凭着一股“不要命”的劲头，在战场上硬是杀出了一条血路。从排长到军长，他靠的不是溜须拍马，是实打实的战功。特别是在抗日战争中，他打的几乎都是硬仗、恶仗。上高会战，他指挥的74军打出了“抗日铁军”的威名，连敌军都对他敬畏三分。 一个从底层摸爬滚滚上来的人，最懂人间疾苦。他治下的山东，是当时国民党统治区里风评最好的省份之一。他严惩贪腐，稳定物价，兴办教育。他知道老百姓想要什么，无非就是安稳日子。 所以，那两台拖拉机，就成了他内心深处最真实想法的一个物证。当他看到国民党内部腐败透顶，前方将士流血，后方“夫人、孔二小姐”们倒卖军用物资大发国难财时，他能不心寒吗？当他预感到内战必败，自己多年的抗战功业将化为泡影时，他能不为自己找条后路吗？ 别人的后路是金条和海外护照，而王耀武的后路，是回到原点，回到那片他熟悉的土地。 拖拉机，在当时可是最先进的生产工具。这说明他不是想回去过刀耕火种的苦日子，他是真心想用现代化的方式，去经营自己战后的生活。这是一种非常朴素、非常务实的理想。 可惜，历史的洪流不会因为任何一个人的理想而停下脚步。济南兵败，他成了阶下囚。但即便是作为战犯，他的表现也与众不同。在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很多人顽固不化，或者精神崩溃，王耀武却很快适应了。他认真学习，积极劳动，还把自己的战斗经验写成材料。为什么？因为他心里那股“把事做好”的劲儿还在。让他养猪，他能把猪养得膘肥体壮；让他管菜园，他能把菜种得有模有样。这不就是个顶级农技师的底子吗？ 1959年，王耀武作为第一批特赦战犯被释放，后来担任了全国政协文史专员和政协委员。有意思的是，他的后半生，真的和“土地”脱不了干系。他写的很多文史资料，都和农业、民生有关。他娶了北京一位中学教师吴伯伦女士，过上了普通人的安稳生活。据说，他最大的爱好，就是逛公园，看看花草树木。 回看王耀武的一生，你会发现，那两台拖拉机就像一个草蛇灰线的伏笔，贯穿始终。它解释了他为何在乱世中尚能保持一丝清廉，也预示了他最终回归平淡的结局。 他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作为国民党将领，他在内战中站错了队，这是历史的事实。但他也不是一个脸谱化的“反派”。他是一个矛盾的、立体的、有血有肉的人。他身上有那个时代精英的局限，更有来自底层人民的质朴和坚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