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时，王稼祥主动找到毛主席说：“我看不得行，要不你出来领导大家干得了”，毛主席说：“干我是很想干，可是票不够哇！”王稼祥说：“票不够我去拉，荣臻、德怀他们谁不清楚前几次反‘围剿’是靠谁打下来的？” 1934年，中央红军长征的队伍里并行着两副担架。 一副上躺着腹部重伤、弹片尚未取出的军委副主席王稼祥，另一副上则是因疟疾高烧不退的中华苏维埃主席毛主席。 这支从江西出发时八万余人的队伍，此刻已锐减至三万人，身后是穷追不舍的国民党军，前方布满未知的险境。 躺在担架上的两位病人，却在这生死存亡关头酝酿着一场改变中国革命命运的行动，要把当时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人博古和洋顾问李德“轰”下台。 王稼祥作为留苏派核心成员，亲眼见证了第五次反“围剿”的惨败，李德指挥红军用堡垒对堡垒、阵地对阵地的战法，结果使我军惨败。 担架上的毛主席向他分析道：“前四次反围剿靠运动战取胜，而李德的战术，不合中国实际”。 行至湖南通道县，毛主席指着地图直言：“蒋介石在湘西布下口袋阵，我们的指挥者却非要往里钻。大路朝天各走一边，何不转向敌人薄弱的贵州？” 听罢，王稼祥感到醍醐灌顶，深感军事教条主义正在葬送红军！ 王稼祥本是“国际派”代表人物，与博古、张闻天同期在莫斯科学习，但苏区血淋淋的现实让他惊醒，从苏联搬来的军事理论，在湘赣山区水土不服。 此刻他望向毛主席：“再这样下去不行，到了遵义必须开会换人。” 毛主席却摇摇头：“博古仍是总书记，李德有共产国际背书，改变还需要多数支持。” 12月20日，军委纵队抵达贵州黄平，张闻天与王稼祥在橘林休息时，王稼祥突然发问：“李德这样指挥还能继续吗？” 张闻天立即回应：“必须让毛主席指挥，他打仗比李德强百倍！”王稼祥斩钉截铁：“只有毛主席出山才能救红军！” 王稼祥随即联络了彭德怀、聂荣臻等军事将领，其实各军团将领早已对李德不满，王稼祥的串联像火星溅入火药桶。 与此同时，毛主席也说服了周总理与朱德。 出发前被边缘化的毛主席，此刻正凝聚起改变历史的力量。 1935年1月15日，遵义老城枇杷桥的军阀公馆内，20余名浑身硝烟的决策者围炉而坐。 博古在报告中强调反“围剿”失败是因敌强我弱，周总理却主动检讨军事错误。 当毛主席系统批判“进攻冒险、防守保守、撤退逃跑”的指挥顽疾时，会场陷入胶着，支持与反对者势均力敌。 此刻王稼祥突然撑着重伤的身体站起：“我提议解除李德指挥权！红军需要毛主席这样懂中国战场的领导者！” 朱德、彭德怀、聂荣臻、刘少奇等人也相继表态支持，周总理更宣布愿交出指挥权。 三天后，毛主席当选政治局常委，李德的军事指挥权被终止。 遵义会议闭幕次日，红军向赤水河进发。 在土城战役受挫后，新成立的“三人军事小组”迅速调整战术，四渡赤水、威逼昆明、巧渡金沙江，彻底摆脱了被动挨打局面。 在担架上促成这场变革的王稼祥，继续以总政治部主任身份辅佐毛主席。 王稼祥作为较早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知识分子，王稼祥在实践中逐渐认识到，脱离中国实际的教条主义只会导致失败。 而聂、彭等将领的支持，则源于他们亲身经历的反“围剿”胜利，这些胜利的果实早已在他们心中种下了对毛主席军事思想的信任。 遵义会议的意义，不仅在于纠正了军事路线的错误，更在于我党开始独立自主地解决自身问题。 王稼祥没有盲目追随共产国际的指示，而是从实际出发，选择了最适合中国革命的道路。 这种精神，在之后的延安整风、七大确立毛主席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等历史事件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