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新四军女兵为何被称为“四大金刚”？ 在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的历史中，有这样四位女兵：杨寒、樊西曼、唐觉民、王典训。她们并不是什么“传奇人物”，没有大张旗鼓的宣传、没有戏剧化的背景，却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用实际行动赢得了一个特别的称号——“四大金刚”。 这个名字，不是上级授予的，也不是她们自封的，而是战友们发自内心叫出来的。在那个性别差异被战场磨平的年代，这个称号，既是敬意，也是信任，是战友间最质朴的赞誉。 1937年底，新四军在重组过程中吸纳了不少地方党组织推荐的优秀青年，女兵也开始在队伍中出现。当时，八团正在豫南地区整训。通过中共地方组织的推荐，杨寒、樊西曼、唐觉民、王典训相继参军，被分到团政治处工作。 那时候的参军，不是穿上军装拍个照那么简单。她们一到部队就剪去长发、换上粗布军衣、戴上军帽，立刻成了“一个样”。没有任何优待，没有特殊化。住的是草铺、盖的是薄毯，日常的劳作、训练、出操，和男兵一模一样。 战友最佩服的，是她们从来不矫情，干活从不落后，训练也不掉队。哪怕是在前线，也始终一身干脆利落。很多人感叹：“这几个女娃子，比我们有的男兵还硬气！” 这个称号的由来，其实很简单。 1937年12月，八团主力部队离开焦作园驻地后，豫西南的地主武装趁虚而入，试图袭击留下的少数人员。当时团部留下的人手有限，敌人来势汹汹。危急时刻，这四位女兵和其他留守人员一道，毫不犹豫地拿起枪，加入防守。 她们没有退缩、没有恐慌，镇定地与敌人周旋，直到主力归队。这场突袭虽然规模不大，但意义极大。很多战士就是从那时开始，改变了对“女兵”的看法。 从那之后，有人就开玩笑地说，“这四个女同志，不是‘军中花木兰’，那是‘四大金刚’！”这话一传十、十传百，居然叫开了。 宣传工作在抗战时期极其重要，不光是动员老百姓，更是鼓舞士气、凝聚人心的关键。而“四大金刚”，几乎承担了当时团里的主要宣传任务。 1938年初，八团在竹沟集训。她们一边参加军事训练，一边深入连队，教战士唱歌、编快板、演活报剧。说实话，那个年代文艺宣传不是为了好看，而是为了救亡。她们用最接地气的方式，把抗日主张讲进了老百姓的心里。 真正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她们的征途宣传。 1938年春，部队开始东进，穿越大别山到皖中、皖西。沿途几百里地，全靠步行，物资紧张，条件艰苦。但这四位女兵，走在队伍最前面，边走边写标语、喊口号、贴纸条。看到路边有村子，她们就赶紧进去宣传、动员。山路难走，她们就站在坡上高喊“坚持住啦，前面就有水喝了！”、“大家再挺一挺，马上宿营！” 她们的脚上起满血泡，走到哪儿都一瘸一拐，却从没吭一声。针挑、酒精消毒、草布裹一裹，继续往前走。连团领导都劝她们歇会儿，她们也不肯。到了后卫部队后，还主动照顾伤员、组织纪律，干劲一点不减。 这不是什么豪言壮语，是一段段脚印，一次次默默地坚持。 如果你以为她们只是搞搞宣传、说说口号，那就错了。 1938年6月，老八团在皖中地区设伏截击日军。当天的主攻部队是6连，战斗打得非常激烈，有战士拿着大刀和日军拼刺刀，连排长王文山都在战斗中牺牲了。 战后，樊西曼带头抬着烈士遗体下山，她没有哭，却眼圈通红。几位女战士连夜整理烈士遗容，帮战士们立墓碑、做悼念。后来，在巢县夏阁镇的战斗中，新四军再次伤亡惨重。她们依然是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参与收容、悼念。 最难忘的是1939年初的一场恶战。日伪军800人突然袭击东山口，新四军坚守阵地反击。四位女兵不仅上前线传递情报，还在炮火间救护伤员、宣传鼓劲。有人说：“战斗打到最吃紧的时候，突然听到她们唱‘义勇军进行曲’，顿时就有劲了。” 真正打动人的，还在后面。 进入皖东以后，新四军开始着手建立根据地。这四位女兵立刻投身群众工作。她们走村串巷，开展社会调查，发动青年成立青抗、农抗组织。演活报剧、唱抗战歌、贴标语、发传单，全靠她们一手带起来。 樊西曼演《放下你的鞭子》的时候，把工人大老李演得惟妙惟肖，当地老百姓都叫她“老李哥”；唐觉民演《打鬼子去》的三嫂，也演得有声有色，成了群众眼里的“亲人”。 她们把文化变成武器，把宣传变成桥梁，把老百姓组织起来，为新四军提供情报、物资、兵源。皖东根据地能迅速建立，民众的力量至关重要，而这股力量的发动者，正是像她们这样的基层女干部。 1939年秋，新四军五支队成立，向津浦铁路两侧推进。形势越发严峻，工作也更加复杂。 她们被调往各个地方，担任区委书记、组织部长，建立党组织，培训骨干，筹建群众政权。从最初的宣传员，成长为政权建设的“主心骨”。这不是升官发财，而是实打实地把一片敌占区变成根据地。 老团长周骏鸣后来回忆说：“她们不怕吃苦、不怕麻烦，踏实肯干，是最早一批真正‘干部化’的女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