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钱学森回国后，中科院每月给他发350元人民币，后来增聘为院士后，每月增加津贴100元，就是这450元工资，钱学森还总是认为太多了。 1955年的秋天，一艘邮轮缓缓驶入香港港口，甲板上那个西装笔挺的中年人望着远方海岸线，眼眶微微发红。 他就是后来家喻户晓的钱学森，在经过多年的努力与艰辛后，他终于又踏上了祖国的土地。 没人知道，这位在加州理工学院拿着年薪几万美元，住着独立别墅的科学家，此刻心里盘算的不是如何享受生活，而是该怎么把脑子里的知识尽快变成祖国需要的力量。 在回国后，他的工资按照当时科研人员的最高薪水发放，再加上津贴，有450元。 要知道，和他在美国的收入相比，这无疑是天差地别。 钱学森对这笔工资同样感到不满，但是，他不满的原因不是少了，而是多了。 他找到领导说：“是不是给多了？国家现在正是用钱的时候。” 往后的日子里，他又好几次写信给组织，要求降薪，甚至想把学部委员那部分津贴去掉。 1963年全国涨工资，别人都盼着能多拿点，他却专门给杨刚毅同志写信，说自己收入太高，得往下调。 住进北京航天大院那栋普通宿舍楼时，钱学森没想过这一住就是一辈子。 100来平的房子，客厅小得转个身都得留意家具，墙上还留着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修补的裂纹和加固筋。 组织上看不过去，几次提出要给他盖座小楼，他都谢绝了：“跟同船回来的那些人比，我这条件已经很好了，不能脱离群众。” 客厅里那个用了40多年的茶几，边角都磨圆了，旁边的书架比茶几还要老，却一直陪着他从青丝到白发。 一日三餐也简单，大多是青菜豆腐配米饭，忙起来就啃自带的干粮。 有回风洞实验设备出了故障，他挽起袖子就钻到机器底下，满手油污也不在乎，一边排查问题一边跟年轻人说：“咱们手上的活，就是国家的希望。” 学生们都说他像个永不停歇的发条，常常工作到深夜，饿了就跟大家一起啃干粮、吃盒饭。 夫人蒋英原本是才华横溢的歌唱家，为了支持他，把家里的事一肩挑了。 孩子的教育费要精打细算，家里的家具用了几十年也没换过，但蒋英从没抱怨过。 钱学森心里过意不去，却也知道，自己肩上的担子更重，祖国的航天事业，不能等。 他对钱的态度，从来都很明确。 平时跟人合写文章，稿费也常让给经济困难的同事，尤其是家里刚有孩子的年轻人。 1990年前，光这部分让出去的钱就有14238元。 他总说：“我姓钱，但我不爱钱，钱要给更需要的人。” 改革开放后，1996年他的工资才1933块多，这时候万元户都不新鲜了，有人甚至比他挣得多。 可他从没在意过这些。要知道，当年在美国，他的年薪相当于好几万人民币，日子过得优渥。 但比起这些，他更在乎的是东风二号导弹腾空而起的瞬间，是原子弹爆炸时那朵蘑菇云，是人造卫星传回的“东方红”乐曲，这些，才是他眼里最珍贵的东西。 跟钱学森一样，王大珩、彭桓武这些科学家，还有袁隆平院士，日子过得都简朴。 他们不是没能力过好日子，只是觉得，比起物质上的享受，国家的强大，科研的突破，才是更值得追求的事。 如今再看钱学森的故事，能明白他不是不爱生活，只是把生活的意义，放在了更辽阔的地方。 那间100平的老房子里，藏着的是一个科学家对祖国最赤诚的告白。 那笔主动要求降低的工资里，写满的是对民族复兴最坚定的承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