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反华游行几乎成了家常便饭。街头标语、扩音器、挥舞的旗帜，一波接着一波。气氛紧

韩国反华游行几乎成了家常便饭。街头标语、扩音器、挥舞的旗帜，一波接着一波。气氛紧绷，节奏急促。外界看得一头雾水——这到底是政治情绪的出口，还是社会结构里的积怨？更让人疑惑的是，这种情绪为何如此频繁，几乎成了日常景观。 走在首尔繁华的街区，游行队伍时常与购物人群交错。表面是普通的集会，细看却能发现核心诉求集中在“反共”“反中”口号上。政治意味浓，情绪火热。背后推手不仅是极端团体，还有更广泛的政治氛围在助燃。尹锡悦时期的强硬路线，在国内掀起一股民族主义浪潮，为后续的游行埋下伏笔。 尹锡悦触发的戒严令和弹劾危机，把政治场面推向极端。支持者需要旗帜和口号，于是“反共”成为他们的统一标签。部分人把中国当成象征意义上的对立面，将国内矛盾外化为外交态度。首尔中国大使馆周边的高频集会，就是这种情绪的直观体现。 有一次，示威者甚至设定了所谓的“灭共节”，举着“CCP OUT”的标语聚集在使馆外。人数不算多，但媒体镜头全程捕捉，让画面迅速发酵。社交平台上，相关视频转发量猛增，评论区情绪分化明显。 随着大选临近，韩国社会的反华言论进一步扩散。中国籍居民在韩生活开始变得谨慎。有人减少社交活动，有人干脆避免出现在可能被针对的场合。媒体报道中，这种现象被形容为一种“静默防御”。 进入夏季，游行的规模与频率都在变化。它不再局限于首尔，而是向釜山、江南等地蔓延。参与者中，有职业抗议者，也有普通市民，他们的理由五花八门——有人反对中国资本进入，有人抗议海域争端，还有人纯粹跟风。 这种扩散引起了中国驻韩大使馆的关注。使馆多次向韩方交涉，要求保障中国公民和机构的安全。外交渠道频繁运转，但街头的情绪却并没有明显降温。抗议组织依旧能在周末号召人群，警方的管理更多是维持秩序，而非实质性限制。 前驻韩大使邢海明公开呼吁韩国政府对煽动仇视的极右团体采取措施。这一表态在韩媒引发争论，有人支持加强监管，也有人认为这是言论自由范围内的行为。争论本身，又成了游行的新燃料。 在更深的层面，反华情绪的增长和韩国政坛的结构变化密切相关。李在明上台后，虽然外交政策趋向务实，但并没有马上改变民间情绪。对中国的理想化期望早已退潮，取而代之的是更谨慎甚至怀疑的态度。 德国媒体的分析认为，尹锡悦时期的政治动荡制造了一个情绪真空，这个空白很容易被民族主义和外部对立情绪填满。即便换了政府，惯性依然存在。街头游行成了一种“习惯化动作”，无需太多动员就能组织起来。 更复杂的是海域争议的加入。黄海争议海域的大型养殖平台建设，被韩国媒体视为“灰色地带战术”。这类报道在国内激起强烈反应，让一部分人将海洋安全和外交关系直接绑定。于是，反华游行有了新的口号和理由。 在7月的几次大型集会中，可以看到海洋议题与文化、经济议题混杂在一起。示威现场的横幅既有涉及经济竞争的标语，也有关于海洋安全的口号。不同诉求被揉在一块，形成一种情绪集合体。 这种集合体的力量，不仅表现在街头，也延伸到网络。社交平台上的反华话题排名频繁靠前，相关短视频和图片被不断转发。即使实际参与游行的人不算多，但线上舆论的放大效应，让外界误以为这种情绪是全民共识。 实际上，韩国社会内部对这些游行的态度并不一致。部分人认为这是表达意见的权利，部分人担心会损害外交和经济关系。但在当前的舆论氛围里，理性的声音常被情绪淹没。 这种局面让外交层面更难运作。每一次交涉，都会面对公众舆论的额外压力。政府在处理此类事务时，既要顾及国内民族主义情绪，又要防止与邻国关系全面恶化。 长远来看，反华游行的频繁化，是政治、社会、媒体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它既是情绪的出口，也是政治力量动员的工具。一旦某个事件触发情绪阀门，这类集会便会迅速出现。 未来，这种局面是否会缓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坛是否愿意引导民意回归理性，以及媒体在报道时是否能减少煽动性元素。但就目前的趋势来看，街头的旗帜和扩音器，恐怕还会频繁出现。 这就是今天的韩国——一个街头政治与舆论潮流交织的舞台，反华游行只是其中一个高频出现的剧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