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在莫斯科留学，和冯玉祥女儿冯弗能谈恋爱，并发生关系，冯弗能是他的初恋，但他的朋友不太同意他们交往，朋友认为他们理念不同，很难走远，冯弗能是个爱玩耍的小姐，她给蒋经国写过这样的信：我真是没有出息到了极点了！ 1925年的上海江湾港口，潮湿的海风夹着煤烟味，蒋经国和冯弗能站在甲板上，看着江面上密集的船只缓缓后退，货轮驶过黄浦江两岸的洋楼、破旧的厂房和沿河的船坞，这一幕像是他们与旧世界的告别。 到达莫斯科后，他们的生活被安排在不同的宿舍区，中山大学专门为已婚学生建起的“幽会室”，成了他们相处的重要场所。 年轻的感情热烈又直接，两人常去莫斯科的中国工人俱乐部读报，边喝热茶边谈论家乡的局势，只是，这样的互动中，蒋经国的眼神总是更为专注，而冯弗能的心思，似乎更多停留在彼此陪伴的轻松氛围里。
那段时间，蒋经国的公众形象在校内迅速树立，他的演讲充满激情，三千多名莫斯科市民、三千五百名铁路工人都曾听他谈北伐与中国的未来。 在朋友眼中，他是个带着使命感的年轻人，而冯弗能更像是游离在政治边缘的旁观者，正因如此，激进的同学们觉得他们的感情走不长久。 可对这对少年情侣来说，这些质疑并没能削弱当下的热情，感情与理想交织在异国的冬夜，谁也没有预料到，日后它会在一阵骤风中崩裂。
1927年的春天，远方的风暴终于吹到莫斯科。“四一二”政变的消息传来，苏联对国民党的态度急转直下，留苏学生的处境也开始变得微妙。 冯玉祥在国内选择与蒋介石合作，这在苏方看来是背叛，中山大学的党组织要求冯弗能公开与父亲割席，她的回答很直接，亲情不能换成政治筹码。 这种立场，让她和蒋经国的关系陷入尴尬，七月，蒋经国在校党委提交了一份自白，正式声明与冯弗能断绝夫妻关系，理由中有一条，是她试图改变他的思想方向。
这场由政治立场触发的分手，没有情绪化的争吵，却冷得像莫斯科的初雪。 1928年5月25日，冯弗能拿到回国的批准，火车站的告别，没有拥抱，只有背影在冰冷的月台上渐行渐远，从此两人再无交集。 多年后，俄方解密的档案让人看到了那份自白书的原貌，但关于他们是否正式登记结婚的争议仍在，留存的还有同学左权调侃蒋经国“得了相思病”的信件，让人依稀看见，那场短暂而炽热的情感曾真实存在。 在西伯利亚的日子里，蒋经国逐渐学会了在严酷环境中生存，乌拉尔机械厂的轰鸣声里，他从基层干到副厂长，管着一群粗犷的工人。 一次夜里，他看见一个高大的男人在暗处欺负女工，冲上去就是几拳，把人打得落荒而逃，被救下的姑娘叫芬娜，刚从技校毕业，金发在灯下泛着微光。 那之后，她总会出现在工厂的活动里，坐在最前排听他讲课，有时还会主动邀他跳舞，1935年，两人在亲友的见证下举行婚礼，新郎的黑西装与新娘的白纱礼服，在那片冰冷的土地上显得格外耀眼。
婚后不久，大儿子出生，本以为生活会就此安稳下来。可西安事变后，苏联对国民党的态度骤变，蒋经国的候补党员身份被撤，副厂长的位子也保不住了。 失业的半年里，芬娜白天在车间当学徒，晚上回到狭小的宿舍安慰沮丧的丈夫，她的耐心和坚韧，为这个家撑起一片屋顶。 1937年，他们带着孩子踏上归国的船，到达江西后，芬娜改了个中国名字，蒋方良，她听不懂中文，只能靠丈夫和身边的人翻译，但很快，她就意识到，这片土地和婚姻并不平静。 蒋经国与章亚若的接触越来越频繁，不只是工作上的秘书关系，还把她请进家里教自己太太中文，蒋方良未曾多想，可不久后，章亚若的肚子就大了，生下双胞胎的消息，像一颗石子投入早已泛起涟漪的湖面。
1942年，章亚若在医院猝然离世，死因至今是个谜，蒋经国在重庆听到消息后，几天不出门，眼睛哭得通红，但感情的空缺很快被新的名字填补，台北永乐戏院的名角顾正秋。 他夜夜去看戏，送花送礼，希望能把她留在身边，可顾正秋心有所属，最终跟着任显群远走乡间，兜兜转转，蒋经国又回到家里。 蒋方良的日子依旧是照顾孩子、学中文，把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养大成人，蒋介石给孙子们取了“孝文、孝章、孝武、孝勇”的名字，寄托着文武双全的期许。
1988年，蒋经国病逝，蒋方良开始面对一次又一次的告别，大儿子在荣民总医院的病房里咽下最后一口气，二儿子中年早逝，小儿子也未能善终。 女儿定居美国，很少回台湾探望，到了2004年的冬天，这位在中国生活了大半辈子的俄罗斯老太太，安静地离开了，没有子女守在身边。 另一边，冯弗能早在1979年就长眠于北京，她嫁入张家，随夫赴英国，育有一女，一生与政治保持距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