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大汉奸张景惠被押回国，看到囚犯儿子摇身一变穿军装，很惊讶 “1950年11月的抚顺，您是张景惠吧？跟我走，您儿子在等您。”门口的看守低声提醒。张景惠略一愣，拄着木拐，尾随那排整齐的解放军胶底鞋进了会客室。推门的瞬间，他看到一个端庄的上尉军官，领章雪亮。再定睛——那人竟是多年前在西伯利亚同机押送的儿子张梦实。父子隔空对望，空气一下子凝固，谁也没想到身份竟完成了对调：父亲成了阶下囚，儿子却成了人民军队的一员。 会面时间给得不长。张景惠刚想开口，儿子却先一步敬了个军礼：“爸，组织批准我来接您入所登记，配合改造。”语气平静，却透着说不出的决绝。老头子心里一沉，弄不清这五年里究竟发生了哪些翻天覆地的事情。 事情得从更早的时候说起。张景惠原本是铁岭乡下的穷小子，因跟张作霖结拜捞到副司令位置。权力来得快，底气也就虚。他早在1904年日俄战争时便给日军打过前站，运枪、探路、剪铁路样样不落，日本人对这个“肯卖力的中国军官”高看一眼。从此他在奉系的官路一骑绝尘。 1922年，51岁的张景惠老来得子，取名梦实。张梦实出生在奉天官邸，锦衣玉食，身边伺候的丫鬟就有七八个。孩童时代，他只知道父亲喜欢打牌、下棋、逗鸟，很少发火。直到九一八那年，他才猛然看见父亲的另一面——当日本关东军逼近哈尔滨，父亲没有号召抵抗，而是拉着几位地方头面人物成立“维持会”，在自家楼顶升起日本国旗。那天满城风声，十岁的张梦实被堂哥丁非揪到窗前：“看清楚，这就是汉奸！”一个词像钉子一样扎进他的脑子。 父亲投敌，儿子却在暗地里寻找出口。1938年，16岁的张梦实收到正在日本留学的堂哥来信，让他赴东京读书。对父亲的愧疚、对家国的失望混杂成一股力量，他决定走这一趟。入学没多久，堂哥带他进入“新知识研究会”，实际上是东北青年救亡会的外围小组。读书、讨论、联络——张梦实第一次感到自己真正“站着”了。有人劝他谨慎，他却说：“总得有人做点事吧。” 1942年冬，组织派他和丁非回到长春，具体任务是摸清伪满高层动向。为了更好行动，他故意修复和张家长辈的关系，甚至提出要娶家里的丫鬟徐明。旁人只当少爷多情，没人想到这桩婚事是暗桩之一：徐明读过助产士学校，对人事往来观察入微，夫妻俩一唱一和，张家府里大到机要文件、小到款待清单，几乎没有逃过他们的耳朵。 最惊险的一次，张梦实在母亲房里搜出父亲的公文袋，里面有“火曜会”名单——那是日本人在“满洲国”高层里安插的真正决策团体。他用米汤在父亲照片背面把名单抄了下来，晾干后照片纹丝不动，看不出任何痕迹。情报送到延安后，相关人员评价：“这张照片抵得上一支侦察连。”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溥仪携亲信仓皇出逃，张景惠等人在长春举棋不定。张梦实抓住机会向苏军递送情报，并亲自带路赶往各处抓捕伪满高官。那一夜，他举着手电照进父亲房间，轻声说：“张景惠，出去吧。”父亲惊愕得说不出话。他心里不是不痛，可另一股理智告诉他，历史和个人亲情在此刻分了道。 意外的是，苏联红军随后把包括张梦实在内的所有伪满高层押往伯力。原因也简单：他懂俄语，又熟悉各人底细。被关押的五年里，他靠给战犯翻译文件混日子，心里惦记的却是国内局势。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来时，他悄悄在墙砖上刻下日期：1949.10.1。那天晚上，全营华人战犯都没睡，没人说话，只听得到窗外呼啸北风。 1950年初春，苏方决定把第二批战犯遣返中国。张梦实被编入第一批回国名单。抵达沈阳后，他把情况一五一十向东北军政委员会汇报。组织给了两条路：继续潜伏，或公开身份协助管理战犯。他选了后者，因为他想堂堂正正地站到阳光下。很快，他被任命为抚顺战犯管理所翻译兼教育干事，换上了解放军军装。 数月之后，父亲的专列到了抚顺站。经过短暂体检、换装、消毒，张景惠与百余名战犯步入高墙电网。登记册第一页，写着“张景惠，男，1882年生，前伪满国务总理大臣”。登记人一栏签着“张梦实”。字迹遒劲，落款位置留出一点空白，那是儿子特意给父亲的尊重，也是最后一丝柔软。 管理所的改造以政治学习、生产劳动、个别谈话为主，张景惠初来时心里惶恐，以为随时会掉脑袋。可一个月下来，他发现看守没打没骂，伙食也管够。张梦实偶尔巡房，始终保持官方距离——不训斥，也不纵容。夜里巡逻灯打到床铺上，老头子会悄悄拉住儿子衣角：“爸错了，真错了。”儿子没回答，只把被角掖好，继续巡营。 1956年，张梦实被调往新成立的国际关系学院，担任日西系主任。那所学院百废待兴，他白天讲课，晚上带学生翻译外刊。妻子徐明则在卫生所协助教学医院。有人说他大材小用，他笑笑：“缺老师，比缺将军还要命。”短短几年，学院从几十人扩到数百人，一批批外语人才被输送到外交部、新华社驻外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