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中国人比杀一只鸟还要轻松愉快！”“我们得到了中国的首都，也得到了首都的女人，这是个没有出息的民族，五千年的历史，对他们来说没什么用”，从这封流传出的信件中，我们可以看出日本人曾经在中国犯下的累累罪行！ 这些字，不是小说里的虚构台词，是从当年侵华日军的家信里扒出来的真实墨迹。 笔尖划过纸页的时候，他们大概率正踩在中国人的血泊里 ——1937 年冬天的南京城，到处是这样的 “轻松愉快”。 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地下室里，美国传教士明妮・魏特琳的日记写得密密麻麻。 12 月 17 日那天，她记着：“三个日军闯进西厢房，把一个穿蓝布棉袄的姑娘拖出去，她的母亲追出来，被枪托砸倒在台阶上，台阶的裂缝里，渗进的血冻成了冰。” 而在日军士兵佐藤正男寄给广岛家中的信里，这段暴行被轻描淡写成：“今天收获不错，支那女人很顺从，比家乡的樱花还柔弱。” 两相对照，文字里的血，比雪地里的红更刺目。 那些被炫耀的 “首都女人”，在档案里都有名字。金陵女子学院登记册上记着，19 岁的李秀英怀着身孕，反抗三名日军时被刺 37 刀，肠子都流了出来，却奇迹般活了下来。 她后来在证言里说：“他们撕我衣服的时候，嘴里喊着‘花姑娘’，眼睛里没有一点人味。” 而在日军的家信里，这样的反抗被当作笑料：“支那女人还敢挣扎，几巴掌就老实了，果然是劣等民族。” 这些文字背后，是无数被撕碎的人生 —— 绣嫁妆的丝线缠成了绞索，描眉的黛笔断在血泊里。 日军信里嘲讽的 “五千年历史”，其实就刻在南京的城砖上。 中华门瓮城的墙砖，有的印着 “洪武十年造”，有的刻着 “匠人张小三”，六百年间，这些砖挡住过洪水，扛住过炮火，却没挡住 1937 年的屠刀。 当时驻守中华门的日军士兵山田三郎，在给弟弟的信里画了幅简笔画：城墙下堆着人头，旁边写着 “这些石头挡不住皇军，就像他们的历史挡不住进步”。 可他不知道，城墙缝里嵌着的，还有 1938 年春天悄悄埋下的反抗传单 ——“我们还活着，我们会回来”。 东京审判的法庭上，这些家信成了最锋利的证据。检察官展示的佐藤正男家信复印件上。 “杀中国人轻松” 几个字被红笔圈出，翻译念出时，旁听席上的中国幸存者突然站起来嘶吼：“他杀的是我爹！我亲眼看见的！” 而战犯的辩护律师却狡辩：“这只是士兵的情绪宣泄，不代表军方意图。” 可档案里明明白白记着，日军第十六师团的《战地日志》里，有 “清扫残敌，可酌情处理” 的字样。 这个 “酌情”，在南京城变成了 “百人斩” 比赛，变成了长江里漂浮的数万具尸体。 现在，南京江东门纪念馆的恒温展柜里，那只刻着 “平安” 的银手镯总在反光。 文物专家说，镯子的主人应该是位年轻女性，断口处的齿痕很深，说明她被掳走时拼命挣扎过，或许是想用牙齿咬断镯子，留下点什么。 离手镯不远，是那本没写完的日记，最后半句 “今天老师说要……” 的墨水晕开，像一滴没掉下来的眼泪。 讲解员每次讲到这里都会停几秒，因为总有老人指着展柜红着眼圈：“这字，像我妹妹写的，她当年才 12 岁。” 可在东京的靖国神社，供奉的 “英灵” 里就有佐藤正男。每年春天，还有人捧着他的家信去祭拜，说他 “为国家尽忠”。 日本的某些教科书里，1937 年的冬天被写成 “日中双方在南京发生冲突”，那些家信里的暴行，被改成 “战时正常现象”。 这种刻意的遗忘，比刺刀更伤人 —— 它让李秀英们的伤疤白疼，让银手镯的断口白留，让城墙缝里的传单白埋。 去年冬天，南京的小学生们在纪念馆里临摹那本日记的最后半句。 一个扎羊角辫的女孩问老师：“我们能替她写完吗？” 老师说：“可以，就写‘今天老师说要记住，记住了才不会再疼’。” 这或许就是对那些家信最好的回应 —— 他们想让我们忘记的，我们偏要刻在心里；他们轻佻践踏的，我们偏要守得更牢。 阳光透过纪念馆的玻璃窗，照在银手镯的 “平安” 二字上。这两个字，当年没护住它的主人，现在却成了我们的誓言：平安不是等来的，是记住苦难后挣来的。 那些家信里的墨迹，永远干不了，因为它浸着的血，在我们的血管里还在流 —— 流成提醒，流成力量，流成 “五千年历史” 最硬的骨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