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邱行湘已经54岁了，原74军军长邱维达见他还是单身，就说：“有个30多岁的女工，人不错，会做红烧肉，要不试着相处看看？”
他听了，心里有些犹豫，毕竟对方还带着两个孩子，在那个物资凭票供应的年代，多两张嘴吃饭可不是小事。
但想到自己漂泊半生，晚年确实渴望一个家的温暖，他最终决定去见一面，见面后，张玉珍觉得这位邱先生虽然年纪不小，但精神头挺好，人也本分，便点了头。
第二年春天，两人在南京汉府街的宅子里结了婚，连《大公报》都登了消息，标题就叫“从追悼会到结婚典礼”，说的正是这件事情。
更让他没想到的是，婚后第三年，妻子还给他生了个儿子，晚年得子，这份迟来的天伦之乐让他感慨万千。
他的人生，确实像坐过山车，那些故事得从三十多年前说起，那时他也曾娶妻成家，可惜妻子早逝，相守不过十五年，留下他独自飘零。
命运的急转直下发生在1948年3月的洛阳，作为守城指挥官，他率领的青年军206师在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下全军覆没。
绝望之际，他躲进战壕，举枪对准自己，高喊“校长，学生愧对你了！”就在他要殉职，千钧一发之际，旁边的部下猛地夺枪，子弹打偏了，这一枪，让南京方面误以为他已“壮烈牺牲”，实际上，他成了俘虏，正被解放军押往后方。
押送路上，邱行湘满心都是对未知命运的恐惧和抵触，叫他往东，他偏往西，故意磨蹭，押送战士一着急推了他一把，他立刻大喊“解放军打人”，甚至挥拳要打人。
混乱中，他腕上那块值钱的金表掉在了地上，他心想，完了，这表肯定没了， 在那个年代，一块金表可是稀罕物。
出乎意料的是，战士弯腰捡起表，拍了拍灰，又递还给了他，这个举动让他愣住了，心里直犯嘀咕，见了好东西不拿？
到了旅部，更让他惊讶的事发生了，他们竟遇见了赫赫有名的陈赓将军，陈将军笑着跟他打招呼，说大家都是黄埔校友，还特意吩咐军医给他处理头上的伤口。
后来继续转移途中，有当地农民认出他像国民党大官，恨得牙痒痒想啐他，押送战士却抢先一步说：“他不是什么大官。”
村民听了，也就走开了，这些小细节，像水滴一样，一点点冲击着邱行湘根深蒂固的观念，他原以为会被关进白公馆那样的魔窟，受尽折磨，没想到最终抵达的却是一个“训练班”。
这里的生活规律而平静，主要是学习、运动和思想教育，没有打骂，没有虐待，甚至比他在旧军队里几十年过得还要安稳。
这种前所未有的“安详”，让他的思想开始动摇，他不再是顽固抵抗，甚至主动向训练班的负责人坦白：“我在徐水、保定、固城这些地方驻扎过，熟悉地形，整理过不少军用资料，或许对你们有用。”这份主动，是他心态转变的初步信号。
在训练班待了一年左右，他被转移到管理所，这一待，就是漫长的十三年，在这里，他经历了更系统的学习改造。
起初或许仍有疑虑，但管理所的人道待遇让他无法不动容，有一次他生了病，管理所竟派了小汽车，专门送他去北京的大医院看病。
躺在车上，看着窗外，他的心里五味杂陈，他想：共产党抓了我们这些败军之将，不但不杀不打，还给治病？
再看看押送他们的战士，自己啃着粗粮窝头，却给他们这些“病号”开小灶，吃得好些，这些实实在在的对比，让他逐渐明白了为什么老百姓会拥护共产党。
他不再消极对抗，而是开始认真反思过去，积极参与劳动和学习，表现突出，后来还当上了劳动队的小队长，赢得了管理所领导的信任，甚至能自由出入办公室，这种信任，对他而言是莫大的触动。
一九五九年，一个改变命运的消息传来，新中国决定特赦一批确已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他的名字赫然出现在第一批十人名单中。
走出功德林，他拿到了北京户口，但面对新社会，一时有些茫然无措，不知该何去何从，就在这时，周恩来总理亲自接见了他们这批被特赦人员。
面对昔日这些站在对立面的“学生”，周总理没有丝毫的轻视或训斥，反而像长辈一样亲切地询问他们的生活和今后的打算。
这份宽容和关怀，让他等人羞愧之余，心中重新燃起了对生活的希望，政府给愿意留下的人安排了工作，生活有了着落。
只是邱行湘孤身一人，下班回家，面对冷锅冷灶，难免感到深深的孤寂，这份孤寂，直到他在南京遇见张玉珍，才被家庭的温暖驱散。
婚后的日子平淡而充实，妻子贤惠能干，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那手红烧肉的绝活更是让家里飘满香气。
儿子的降生，更是为这个重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乐，抱着襁褓中的幼子，看着操劳的妻子，回首自己从战犯到公民、从绝望到新生、从孤身一人到妻儿相伴的曲折历程，他心中充满了感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