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鲁迅去世的第2天，和鲁迅反目成仇13年的弟弟周作人，若无其事地去学校上课。课上，周作人讲到颜之推的《兄弟篇》，他的眼眶突然发红，想起和鲁迅断交的那天。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病逝。消息传到北平，整个文化圈都震动了。唯独一个地方，安静得可怕——那就是他亲弟弟周作人的家，苦雨斋。 周作人没有去上海奔丧，没有发悼文，甚至连公开的悲伤表示都没有。就在鲁迅去世的第二天，10月20日，他像往常一样，夹着讲义，走进了燕京大学的课堂。 他要讲的，是南北朝文学。那天正好讲到颜之推的《颜氏家训》。当他翻到《兄弟篇》，用他那口带着绍兴腔的普通话，慢慢读出里面的句子时，诡异的一幕发生了。 据当时在场的学生回忆，周作人讲着讲着，声音就低了下去。他停顿了，扶了扶眼镜，底下的学生们能清楚地看到，他的眼眶毫无征兆地红了，泪水在里面打转。 整个教室鸦雀无声，只剩下那份压抑到极致的悲痛，在空气里弥漫。 一场持续了13年的沉默，终于在一个讲台上，被一本一千多年前的古书戳破了。 说到他俩的决裂，直到今天，快一百年了，还是桩悬案。各种说法都有，流传最广的是因为周作人的日本妻子羽太信子。说是鲁迅听到了些对弟媳不利的传言，甚至说鲁迅“偷看弟媳洗澡”。这当然是无稽之谈，鲁迅是什么人？他一辈子最恨的就是这种腌臜事。 一个要“横站”，一个想“躺平”，这俩人，迟早要掰。 决裂信是周作人写的，写得极决绝：“以后请不要再到后院里来”。鲁迅收到信后，没多说一句话，默默搬出了他们曾共同居住的八道湾大宅。从此，北京城里，一个住西城，一个住东城，兄弟二人，咫尺天涯。 这中间的痛苦，鲁迅在文章里泄露过。他在给朋友的信里写：“八道湾事件以后，我才看清了人的真面目。” 他甚至刻了一枚印章，上书“一手握两刀，一刀刺别人，一刀刺自己”。可见其内心之惨烈。 而周作人呢？他选择把一切都埋进心里。他继续他的教书、写作、喝茶。他写出了著名的《五十自寿诗》：“旁人若问其中意，请到寒斋吃苦茶。” 一个“苦”字，道尽了中年况味，这里面有多少是对破碎手足情的无奈，我们只能猜测。 但鲁迅和周作人，作为当时顶流的文化巨星，他们的处理方式却充满了古典的“体面”和“残酷”。他们不说，不解释，用一辈子的沉默来惩罚对方，也惩罚自己。 这种冷处理，比任何激烈的争吵都更伤人，也更持久。 人们开始重新审视他在抗战期间留在北平，出任伪职的复杂动机。他确实担任了伪职，这是他一生无法洗刷的污点。但他同时也利用自己的身份，保护了北大、燕京大学的大批图书和校产，也曾设法营救过一些被捕的爱国师生。 这是一个典型的“价值难题”。在家国大义面前，一个文人是该像他哥哥一样，选择远走高飞，继续战斗；还是该像他一样，选择留下，在污泥里打滚，试图保全一些文化的种子？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也拷问着每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 兄弟一场，缘起缘灭，最终都化作了历史的一声叹息。 他们是血脉相连的同胞，也是精神世界里的陌路人。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尤其是亲人之间，是多么的复杂难解。有时候，最深的爱和最深的怨，会纠缠一生，至死方休。 就像周作人自己写的那首小诗《小河》一样，兄弟之情本应“稳稳的向前流动”，却被一道无形的“石堰”拦住，只能“在堰前乱转”。而那个筑堰的人，早已不知去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