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谢晋元的遗孀向陈毅要了一个房子，陈毅就把吴淞路466号送给她，几天后，有人举报:她带了七八个年轻男人住进去，行为很可疑。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1949年，上海刚刚解放，新任市长陈毅的办公室里，电话骤然响起，一通举报非同寻常，市民反映，吴淞路466号那栋洋楼里，住进了一群“可疑的年轻男人”。 而接线员一听地址就紧张起来，因为三天前，陈毅市长才亲笔批示，把这栋房子拨给抗日烈士谢晋元将军的遗孀凌维诚。 这让民警小王不敢耽搁，立刻带人赶了过去，一推就开门，一股浓重的药味混着霉味扑面而来，七八个男人正围坐着糊火柴盒，个个衣衫褴褛。 有的手臂缠着厚纱布，有的甚至缺了半只耳朵，看到警察，他们没躲没藏，只是平静地抬起头，角落的搪瓷盆里，几张泡在水里的泛黄证件，隐约还能认出“524团1营”的字样，这些“可疑男人”，正是当年死守四行仓库的“八百壮士”幸存者。 时间来到1941年谢晋元遇刺，远在后方的凌维诚没有倒下，这位出身上海商家的女性，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兑现对丈夫的承诺，养大孩子，也照顾好他那群生死与共的兄弟。 在战争一结束，凌维诚就带着四个孩子回到上海，四处寻找“八百壮士”的下落，可国民政府的嘉奖仅停在口头，“安排工作”的承诺是一纸空文，最后只给了一笔抚恤金就草草了事。 这笔钱，凌维诚没用在自己家，全拿来接济那些流落街头、满身伤病的老兵，她曾为断了三根指头的战士周福其请西医接骨，而自己家则连着吃了三个月咸菜泡饭。 为了给这群无家可归的英雄一个落脚地，凌维诚一咬牙，带着几十名老兵，住进了吴淞路466号这栋日本人留下的空洋楼。 在这里，英雄的尊严在现实面前摔得粉碎，他们捡煤渣、缝破衣，一锅饭几十个人分，一根烟四五个人轮流抽。 可凌维诚也想过自救，办了个“四行孤军工业服务社”，想做点肥皂、皮带补贴家用，却因为没钱没门路，不到半年就黄了，夜深人静时，她望着这栋破楼和一张张瘦削的脸，总是一个人喃喃自语：“这帮人是谢留下的，我不顾，谁顾？” 到了1949年5月，上海解放，换了人间，新的时代，也带来了新的忧虑，作为“国军烈士”遗孀，凌维诚和老兵们的心情一天比一天紧张，他们“强占”的洋楼随时可能被收走，连沪西公墓里谢晋元的墓地，据说也面临被清退的风险。 在绝望中，凌维诚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她铺开信纸，给素未谋面的新市长陈毅写了一封信。 信里，她没有乞求，只是不卑不亢地陈述了这群抗日军人的功绩与眼下的困境，结尾写道，他们并非乞丐，而是为国流过血的军人，只求政府能给一个安身之所，信送出去了，凌维诚心里一点底也没有。 谁知回音来得飞快，陈毅读完信，当即被信里的情义和风骨打动，提笔批示：“谢晋元参加抗战，为国捐躯，其遗属应予照顾，吴淞路466号房屋一栋及墓地一段，悉仍拨归凌维诚居住使用，一切费用酌予减免。” 这短短几行字，让这栋“不光彩”的危楼，一夜之间成了受政府保护的英雄之家，当时也有人对优待国民党将领家属提出异议，陈毅一句话便堵住了所有人的嘴：“国共虽殊，道义无别，抗日有功者皆应敬。” 可陈毅的关心，远不止一纸批文，他明白，要让英雄活得有尊严，安身只是第一步。 很快，市府工作人员来到吴淞路466号，不是来清查，而是来登记，他们详细记下每个老兵的姓名、伤残和技能。 在三天后，几十名老兵就有了各自的去处：有的去了航运公司当守夜员，有的进了铁路警察队，有的加入了修桥补路的队伍，而年老伤重的，则被送进收容所，衣食无忧，并且凌维诚本人，也被推荐到一家托儿所当副所长。 这群被时代遗忘的人，终于脱下破衣烂衫，重新融入了社会，陈毅还特批了胶州路一块空地，将谢晋元的陵墓迁葬于此，重修墓碑围栏，让烈士安息。 这一栋楼的归属定了，一群人的命运也定了，而一个承诺，凌维诚践行了一辈子，她晚年调到宋庆龄陵园工作，每周都雷打不动地去给丈夫扫墓，向每个来访者讲述四行仓库的往事。 直到1991年去世后，家人遵其遗愿，将她与谢晋元合葬，在她的遗物中，发现一个笔记本，上面密密麻麻记录了107个名字，每个名字后面，都标注着“病故”、“回乡”等最终归宿，最后一页用红笔写着：“1953年冬，雷雄连长胃穿孔去世，我送他最后一程。” 这本无人知晓的笔记，无声地诉说着她后半生近半个世纪的坚守，一个人的承诺，需要一个时代的胸襟来成全。 而凌维诚用柔弱的肩膀，为一群英雄守住了最后的体面，而陈毅的远见与气度，则为一个民族的道义守住了底线，这段往事，无关立场，只关乎人心。 【信源】沈志华主编，《陈毅在上海：1949-1957》，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