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72岁的台湾老兵，带着女儿回故乡探亲，乡亲们好酒好菜招待他，不料，老

2002年，72岁的台湾老兵，带着女儿回故乡探亲，乡亲们好酒好菜招待他，不料，老兵酒后大哭：“我骗了你们，其实，我是共产党啊！”连女儿都愣在原地：“这怎么可能”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那年秋天，江苏兴化的一个小村子里，突然传来消息，说“左志超还活着”，消息像一颗石子扔进水潭，激起一圈圈涟漪，这个名字，在村里已经沉寂了半个多世纪，上一次有人提起他，还是在五十年代初，当时政府发了份证明，说他在金门战役中牺牲，全村人都去祠堂烧了香，立了灵位，还贴上黑边的照片，谁都没想到，这个早被当成英烈的人，会在2002年寄来一封信，说他要回家。 他真的回来了，72岁，头发白了，背有些驼，走路也慢了许多，同行的还有两个孩子，一个男孩，一个女孩，长得不像兴化人，说话带着台湾口音，村里人围上去看他，像看一个从历史里走出来的人，他站在老屋前，伸手摸了摸门框，又把院子里的石榴树抱了抱，那树已经长得比屋顶还高了，他看着它，眼圈红了。 他的一生，像是被一把锯子锯成了两段，一段留在大陆，留在战场和信仰里；另一段，被战争的浪头卷去了台湾，藏在沉默和生活的缝隙中。 少年时的他，家境贫寒，父亲是佃户，母亲常年体弱，他不大记得什么时候开始恨那些拿枪的兵，只记得有一年，粮食刚收好，一队穿皮靴的兵闯进村子，打了他父亲，还把村里祠堂砸了，那之后，他一看到兵就咬牙，听说新四军来了，他连夜收拾包袱想跟上去，年纪太小，没人要他，他就去偷了一杆老式火铳，非要证明自己不是小孩子。 抗战结束，他跟着部队一路打到了南方，打过渡江，也打过淮海，他是个排长，带着一帮比他还年轻的兵，他说那时候打仗，不是为了什么功名利禄，就是觉得跟着共产党走，能让穷人挺直腰板，他没想过要当英雄，只想着打一天仗，就少一天受苦的日子。 直到那场登陆战，金门岛上的夜晚，浪很大，船在海上颠得厉害，他们刚靠岸就遭到猛烈射击，探照灯打在水面上，亮得像白昼，他记得身边有人喊“冲啊”，就再没听见过别的声音，当他醒来时，已经成了俘虏。 从那之后，他的人生就变了，他被送到台湾，集中营的生活比战场还难，他曾亲眼看着一个不愿交代身份的战士被打得奄奄一息，他知道，想活下去，就得装傻，他不再提过去，不再说乡音，甚至把名字轻轻改了一笔，他吞掉了党证，也吞下了自己的骄傲。 几十年过去，他在台湾过上了普通人的日子，先是在港口当苦工，后来学了修表手艺，勉强糊口，他娶了个寡妇，帮她一起抚养两个孩子，日子虽苦，但也算安稳，他不敢讲自己的过去，连女儿问起家乡，他都只说那是个“种麦子的地方”，他知道自己没死，却也知道自己不能再活成从前那样。 可他从未真正忘记，他用一个旧铁盒装着零钱，盒盖上写着三个字：“回家路”，每晚睡觉前，他都要在心里默念一句话，那句话不是咒语也不是口号，而是一种提醒，他怕自己忘了是谁。 1987年，台湾开放探亲消息传来，他第一次尝试申请回乡，但因为身份特殊，申请迟迟通不过，而那张早该属于他的通行证，直到十几年后才真正到手。 回乡的那天，他穿得很朴素，像是怕被人认出来，他没住在家里，而是在镇上的旅馆落脚，第二天，他去看了祖坟，又去了县档案馆查找当年的记录，工作人员在一本泛黄的名册中找到了他的名字，旁边标注的是“阵亡”，他看着那三个字，沉默了很久。 接风酒席上，亲戚乡邻都来了，说着这些年村里的变化，说起谁家孩子考上大学，谁家老房翻了新，他听着，时而点头，时而低头喝酒，有人忽然提起当年战死在金门的“左志超”，说那仗打得惨，连尸骨都没带回来，他听到自己的名字从别人嘴里说出，酒杯微微一抖。 那一晚，他终于说出了埋在心底的话，他没有大声嚷嚷，也没有拍桌子，只是低头，说了六个字，说完之后，整个人像卸下了几十斤的担子，他的女儿坐在一旁，脸色苍白，她一直以为父亲是“被俘后归顺”的国军，从没想过他原来是另一边的人。 第二天，他去了祠堂，村里人已经把他的灵位取下，换上了新的神主牌，他站在祖宗牌位前，长久地看着那块木牌，手一直搭在口袋里的证件上，那是县里新补发的“在乡老复员军人”证件，上面的字是新的，但内容却是旧的，他反复摸着那张纸，像是在确认，它是真的。 他离开前去了南京，他没告诉家人，只说要去看看，后来女儿在他的回忆录里看到，那天他去了烈士陵园，把一束干麦穗埋在松树下，他说，那是从家门口亲手摘下的，用来告诉自己：回来了。 2011年，老人安静离世，临终前，他把两个证件放在枕边，一个是台湾的退役证，一个是家乡补发的军人证明，他用尽最后力气握着女儿的手，让她把自己带回去。 信息来源：《泰州晚报》——《一位老兵的两种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