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大回应图书馆事件武汉大学于8月1日针对“杨某某诉肖某某案”一审判决后的社会争议

武大回应图书馆事件

武汉大学于8月1日针对“杨某某诉肖某某案”一审判决后的社会争议发布通报，宣布已组建专班对肖某某的纪律处分及杨某某的学位论文进行全面调查复核，强调将“以事实为依据”依规处理。

这一回应标志着持续近两年的“图书馆事件”进入新阶段，其背后折射的高校治理困境、舆论干预司法公正及网络暴力伦理等问题，亟需系统性反思。

从事件发展脉络看，校方当前的复核承诺是对司法判决与公众质疑的被动回应。

2023年10月，杨某某在社交媒体指控肖某某在图书馆实施“性骚扰”，并发布其书写的道歉信及交涉视频，引发舆情发酵；三天后，武汉大学即以“不雅行为”为由对肖某某作出记过处分。

然而2025年7月25日法院一审判决明确指出，监控显示事发场景为开放空间且双方无交流，肖某某手部动作存在“抓痒的高度可能”，无法证明针对性暗示或挑逗，故不构成性骚扰。

这一司法结论与校方此前处分的矛盾，暴露了高校在舆情压力下的仓促决策——据肖某某家属透露，校方工作人员曾私下承认处分实为“舆情降温的应急措施”，且“可排除性骚扰”。

校方当初迫于网络声浪的“从重从快”处理，如今反噬其公信力，凸显行政权对司法权的越位。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校方通报中“等上级安排”的表述，暴露高校自主权与责任承担的失衡。

法院判决生效后，北京慕公律师事务所主任刘昌松等法律专家强调，撤销不当处分并恢复学生名誉是“不二法门”；但武汉大学校长张平文对媒体询问的回应却是“正在处理，需等上级安排”，这一措辞被舆论质疑为推诿卸责。

事实上，根据《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纪律处分的撤销属于高校自主管理范畴，无需上级审批。

校方的迟疑，既反映出体制内“避责逻辑”对纠错机制的压制，也暗示事件可能涉及更深层利益关联——尤其是杨某某在败诉后高调宣称“保研成功、赴港读博”，其被网民举报涉嫌造假的硕士学位论文《生育行为影响家庭暴力的经济学分析》，竟获评“武汉大学优秀论文”，更引发对学术评审系统溃败的忧虑。

若校方不能独立、透明地处理论文造假指控，将导致学术诚信体系遭遇信任危机。

网络暴力在此事件中酿成双重悲剧，却未被纳入校方复核范围。据公开资料，肖某某因个人信息泄露遭遇大规模网暴：照片被制成遗像、家庭成员遭死亡威胁，本人确诊严重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且自杀风险达80%，祖父因不堪网暴刺激心梗离世。杨某某同样承受谩骂与隐私泄露，精神濒临崩溃。

然而，双方遭遇的网暴虽同源却不同质——肖某某的受害源于不实指控引发的群体审判，而杨某某所受反击则与其败诉后挑衅言行相关（如扬言继续投递材料阻挠肖某某前途）。

校方通报仅承诺“维护学生身心健康”，却未提及追查网暴源头或提供心理修复支持，这种对衍生伤害的选择性忽视，暴露了高校对学生权益保障的片面性。

从治理范式看，事件揭示了高校在性别议题与依法治校间的失衡。杨某某最初指控的发酵，部分源于公众对性骚扰现象的合理敏感；但熊丙奇指出，校方未引导当事人报警并依赖司法程序，反而“急于平息舆论，与当事人切割”，违背了依法治教原则。

当性别维权诉求脱离证据框架，易被异化为舆论武器——例如杨某某在交涉录音中要求肖某某将“侵犯隐私权”的表述改为“做了下流的事”，并强调“成年人要负责”，这种带有诱导性的指控方式，被法学界质疑存在“道德绑架”嫌疑。校方若在复核中回避对此类行为的性质认定，将难以遏制滥用维权机制的风气。

本次复核能否真正推动高校治理现代化，取决于三个关键行动：

其一，对肖某某处分的撤销需彻底且公开。校方不仅应正式撤回记过决定，更需在官网原通报位置发布澄清声明，消除对肖某某学业与职业的潜在影响，并协商心理赔偿方案。

其二，对杨某某论文的审查须超越技术性查重，深入验证其核心论据。例如论文中虚构“离婚法”条款、篡改统计模型等举报内容，需组织跨校专家盲审；若查实学术不端，应按《学位条例》撤销学位，并追溯导师及答辩委员会责任。

其三，建立网暴应对机制。包括联合平台追溯信息泄露源头，为双方提供长期心理咨询，并将网络素养教育纳入新生培训。

武汉大学的调查复核，实为中国高校治理转型的试金石。当“舆情焦虑”让位于制度理性，当“应急处理”升级为程序正义，高校才能真正成为真理与良知的堡垒。

正如澎湃评论所言：“没有比真相更大的力量，舆情终会降温，流量终会散去，但对真相的坚守会永存于名校的声誉中。”

这一事件警示所有教育机构：唯有以事实锚定公正，以程序抵御喧嚣，方能在舆论风暴中守护每一个体的尊严与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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