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隔壁村有个女孩是脑瘫，小时候她爸爸就是逼她自己学走路。不愿走就让她自己爬，后来

我隔壁村有个女孩是脑瘫，小时候她爸爸就是逼她自己学走路。不愿走就让她自己爬，后来慢慢的就能自己走了。 第一次见那女孩时，我才上小学。她穿着洗得发白的碎花裙，正扶着墙慢慢挪动，每走一步都像在跟大地较劲，膝盖一弯一弯的，像棵被风吹得摇晃的小树苗。她爸爸就蹲在三米外的地方，手里捏着块水果糖，声音粗哑却坚定：“丫儿，再走三步，糖就给你。” 女孩的脸憋得通红，额头上渗着细密的汗珠。她伸出手想抓住爸爸的衣角，却被轻轻拨开。“自己走，”男人的声音里没有一丝波澜，“今天能多走一步，明天就少吃一分苦。”女孩委屈地瘪瘪嘴，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却硬是没掉下来。她深吸一口气，颤巍巍地抬起右腿，刚迈出半步就踉跄着往前扑，膝盖重重磕在水泥地上，发出沉闷的响声。 我吓得捂住嘴，她妈妈在一旁红了眼圈，想上前扶却被男人拉住。“让她自己起来，”他的声音有些发紧，却依旧没动，“从哪儿摔倒，就从哪儿爬起来。”女孩趴在地上，小手撑着地面，一点一点地往起挪。膝盖磨破了皮，渗出血珠，她咬着牙，硬是没哼一声。 后来听村里人说，女孩出生时难产，医生说她这辈子可能都站不起来。她爸爸抱着襁褓里的孩子，在医院走廊坐了整整一夜，第二天一早就抱着她回了家，从那天起，就开始了这场漫长的“走路训练”。 每天天刚蒙蒙亮，村头的晒谷场就响起“扑通、扑通”的声音。那是女孩摔倒的声音。她爸爸总是把她带到晒谷场中央，让她自己往边上的栅栏挪。摔了就自己爬起来，爬不动了就歇会儿，歇够了再接着挪。有次我路过，看见女孩趴在地上哭，小手紧紧攥着一把泥土，她爸爸就坐在不远处的石碾上抽烟，烟雾缭绕中，我看不清他的表情。 村里人都说这男人心硬。有老婆婆劝他：“孩子都这样了，何必这么折腾？”他总是笑笑，露出被烟熏黄的牙齿：“现在我替她疼，将来谁替她活？”他白天在砖窑厂打工，晚上回来就给女孩按摩僵硬的腿，常常累得倒头就睡，手里还保持着揉捏的姿势。 女孩七岁那年，终于能自己走路了。虽然姿势还是有些别扭，像只摇摇晃晃的小鸭子，但终究是离开了墙壁的支撑。那天她爸爸买了一串糖葫芦，举得高高的，让她自己跑过去拿。女孩咯咯地笑着，迈着不太协调的步子往前冲，没跑两步就摔了个屁股墩。她爸爸却突然红了眼眶，转过身悄悄抹了把脸。 上小学时，女孩被安排在最后一排。她写字特别慢，握笔的手总是抖个不停，作业本上的字歪歪扭扭，像一群在跳舞的小虫子。有调皮的男生模仿她走路的样子，她总是低下头，把脸埋在臂弯里。但第二天，她依旧会提前半小时到校，趴在桌上一笔一划地练习写字，铅笔芯断了一根又一根。 她爸爸从不让她觉得自己和别人不一样。农忙时，他会让女孩帮忙递镰刀，虽然她总要掉好几次；过年包饺子，他会把面团放在她手里，任由她捏出奇形怪状的样子。有次我看见她蹲在田埂上，帮爸爸捡掉在地上的稻穗，阳光洒在她专注的脸上，汗水顺着脸颊滑落，在下巴尖凝成水珠，像颗晶莹的珍珠。 初中毕业后，女孩没再上学。她爸爸送她去县城学裁缝，师傅嫌她手不稳，不愿收。她就在裁缝店门口蹲了三天，每天帮师傅扫地、倒水，趁师傅不注意就偷偷看她裁剪布料。第四天，师傅叹了口气，让她试着缝个口袋。她缝了拆，拆了缝，手指被针扎得全是小孔，却硬是缝出了一个方方正正的口袋。 现在女孩已经二十多岁了，在镇上开了家小小的裁缝铺。她做的衣服针脚细密，样式新颖，附近村子的姑娘都爱找她做嫁衣。有次我去她店里，看见她正趴在缝纫机上赶工，阳光透过玻璃窗照在她身上，她的手虽然还有些抖，但踩踏板的脚却稳得很。 她爸爸已经不再年轻，背也驼了，却每天都来店里坐着，帮她整理布料，收收线头。有次我听见女孩跟她爸爸撒娇：“爸，你当年要是不逼我，我现在是不是还得靠人扶着走？”男人没说话，只是拿起一把剪刀，利落地剪断了线头，阳光照在他鬓角的白发上，闪着温暖的光。 其实所谓的“逼”，从来都不是残忍，而是藏在坚硬外壳下的温柔。就像老农民对待幼苗，既要施肥浇水，也要适时修剪，才能让它在风雨里站得更稳。生命里最珍贵的礼物，往往不是唾手可得的安逸，而是那些逼着我们跨过的坎、熬过的难。它们看似是束缚，实则是翅膀，让我们在往后的岁月里，能带着勇气和力量，飞向更高的天空。 女孩的裁缝铺里挂着一幅字，是她自己写的：“每一步都算数。”字迹依旧有些歪歪扭扭，却透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儿。就像她走过的路，虽然布满荆棘，却步步生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