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解放军在追击马家军残匪时，司号兵杨忠孝打死了一个穿着与众不同的匪徒，战士们围观后，说：“穿得这么阔气，怕是个大官。” 1949年12月，青海的雪下得格外紧，寒风夹着雪粒子直往人脸上打，第一野战军二师的骑兵营正沿着桥头镇方向前进，积雪已经没过了战士们的脚踝，马鬃上挂着冰溜子，枪栓冻得咯吱响。 队伍里没人喊苦，没人喊累，只盯着前方，他们追的是一群从祁连山逃下来的马家军残匪，马家军在西北横行了几十年，仗着熟悉地形和极端的手段，在雪原里像野狗一样乱窜。 他们抢牧民的帐篷、掀锅盖、夺牛羊，连寺院里的酥油灯也抠去当柴火，老百姓都说他们疯了，这些人从兰州败退后四处劫掠，不认亲不认庙，只认一口粮一把枪。 司号员杨忠孝背着冻得吹不响的军号，走在队伍的侧翼，他的眼睛一直盯着雪地前方，忽然瞥见阳坡那头有个黑影在蠕动。 他眯眼细看，是个裹着厚羊皮袄的胖子，正半蹲着手脚并用往坡上爬，皮袄底下，居然露出一角暗红色的绸子，阳光一照，能看见金线的花纹。 “动了。”他心里一紧，没喊人，直接抬枪瞄准，扣了扳机，枪声打破了雪原的寂静，鸟群从雪松林中扑啦啦飞起，那人身子晃了晃，从坡上滚下来，掉进积雪里一动不动。 骑兵四连的张连长打马冲过去，几名战士也围了上来，那人穿着一身看起来很新的青贡呢便服，滚边上还有细绒的花样，脖子上挂着个铜链子，袖口露出金线缝的内衬。 血从他脑门上那个窟窿往外冒，一脸胡茬子冻成了白霜，三排长赵林山蹲下，翻开他衣襟内袋，摸出一块黄澄澄的金砖，约有巴掌大，还带着西文印记，又掏出一枚私章，对着阳光一照，“马英”两个字清清楚楚。 “尕马英。”有人低声说了一句，空气顿时变得沉重，他是马步芳手下最凶的一员，在青海横着走的八十二军骑兵第八旅的旅长。 西宁解放前，三次带兵抢上五庄一带的商户，街面被烧过两次，镇上年纪大的乡亲一听这名字，脸都变了色。 尸体被战士们用绳子绑在马背上，驮回桥头滩，消息像脱缰的马一样传出去，十里八乡的老百姓都知道了，不等通知，四面八方的百姓踩着积雪往镇上赶，有人提着一篮烂菜叶，有人拿着石块，见着尸体就往上砸。 有老汉跪在地上哭，说：“我哥当年就在他手下死的。”也有白胡子老头一边抹眼泪一边低声念叨：“等了好多年了啊……” 十二月十九日下午，一辆由两匹骡子拉的板车把马英的尸体运进了西宁城，城门口聚满了人，骂声、唾沫、石子齐飞。 警备司令部门前围得水泄不通，许多百姓认出了他，纷纷挤上前看，一个豆腐铺的掌柜指着尸体说：“这个人，四年前抢了我家三百斤豆腐，打得我爹断了三根肋骨。” 在那几天里，城南街道几乎寸步难行，警备战士扯着嗓子维持秩序，那些曾经被抢过、被打过、被家破人亡的百姓，都来看这个曾经的“活阎王”是个什么模样。 骡马市的一个老妇人当场晕倒，她认得那件便服，说当年马英就穿着它，在她面前捅死了自己儿子。 马英死后的第三天，西宁市民委员会组织挖掘旧年马家军留下的万人坑，在火神庙后、苦水沟边，陆续挖出七个大坑，白骨层层叠叠。 有的还戴着残破的红军帽徽，有一块布票上写着“湘鄂赣苏区供应部”，泥水里已经发褪色，但字迹还看得清。 有村民说，这是1936年冬天被马英一伙押来的人，死前喊着“我们为的是百姓好日子”，后来活埋了，挖到最深的坑时，几个老兵站在旁边流了泪，谁也没说话。 马英死后，残匪斗志尽失，有人扔了枪，有人换了便装往村里逃，被村民指认抓住，有一个曾是马英身边护卫的年轻人，被捕后反复问：“真就完了？” 他说马英曾给他们看过台湾空投的委任状，说“迟早有一天我们还回来”，可现在，连他自己也被人用绳子拖进了雪地，脸上还戴着冻住的绝望。 这场剿匪行动整整打了三个月，马英的死成了最后一根钉子，把马家军残余的希望钉进了土里，西北的雪还在下，但街上又有了孩子的笑声。 老百姓开始重贴窗纸，修房补墙，火神庙后的土堆上开出了野芍药，那是春天的信号，没有人再害怕马蹄声了，那声枪响之后，西北的天终于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