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7月23日，石门县人民法庭召开公审大会，公审罪大恶极的土匪头子“西天王”陈金次。这一天晴空万里，小小的包家渡人山人海，群情激奋。
常德位于湘鄂西边陲，历史上匪患严重，局势复杂。解放初期，全区有匪特武装和游杂散匪67股，人数超过2万。这些匪患大多数是国民党败退时留下的散兵游勇、国民党退伍军官收编的武装、各县的保安团和自卫队武装、封建帮会和教门组织的反动武装，以及长期活跃的惯匪。 四七九团在桃源县芦花潭乡开展剿匪时，部分群众受到土匪的欺骗和威胁，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剿匪政策理解模糊，担心剿匪会波及到全家，因此选择隐瞒土匪行踪或躲入深山。为了改变这种情况，四七九团组织官兵深入群众，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揭露土匪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坚定群众的思想，讲清楚剿匪政策。随着宣传深入，群众逐渐认识到真相，开始主动提供情报，并协助部队瓦解土匪及其家属，最终有力支持了剿匪行动。 在常德地区有一个臭名昭著的人物——金鞭子陈金次，1905年生，石门县罗坪乡人。陈金次出身于惯匪家庭，早年便投身匪帮。他曾先后担任剿共自卫军排长、铲共义勇队队长、抗日自卫大队副队长等职务，凭借其暴虐的行径，被人称为“金鞭子”。 陈金次自1930年起加入剿共自卫军，坚定地投靠国民党反动派，积极参与围剿红军，对共产党和人民充满敌意。他不仅参与屠杀红军战士，还对无辜群众进行残害。根据不完全统计，到解放前夕，陈金次直接或间接造成了126人死亡，其中包括亲手杀害的红军战士龚道岸、康祖玉等人。
1951年7月23日，湖南石门县包家渡迎来了一个不平凡的日子。这天，天空格外明朗，湛蓝如洗，阳光毫不吝啬地洒向大地。平日里安静的包家渡北坡此时已是人头攒动，人群如潮水般涌向一片宽阔的草地。 这片草地被临时改造成了庄严的公审大会场。会场入口处，一座用松柏扎就的大门巍然矗立，＂公审大会场＂的横幅在微风中轻轻摆动。沿着缓坡往上望去，主席台也是用松柏搭建而成，＂石门县西北区公审匪首陈金次大会＂的横幅格外醒目。两侧的对联写着＂公审匪首陈金次为死者报仇＂、＂打垮恶霸西天王替生者除害＂，庄重而肃穆。 在主席台的两侧，一幅幅漫画和黑板报详细记载着＂西天王＂陈金次的累累罪行。那一张张画面，一行行文字，都在无声地控诉着这个恶贯满盈的土匪头子。四周的山岗上，县中队的战士们荷枪实弹地警戒着，确保这次公审大会的安全进行。 上午十点，来自西北区三十四个乡的群众陆续入场。他们中有白发苍苍的老人，有饱经沧桑的壮年，也有年轻的小伙子。人群中不时传出愤怒的议论声，谈论着陈金次的种种恶行。在主席台一侧，六十四名受害者代表已经就座，他们的脸上写满了严肃。 在会场的一角，一位姓张的老者正给身边的人讲述着往事。他说起二十多年前的那个深夜，陈金次带着一帮土匪闯入村子，抢走了乡亲们辛苦积攒的粮食，还残忍地打死了反抗的村民。老人说话时，苍老的声音略显颤抖，周围的人们都默默地听着，脸上浮现出愤慨的神情。
截至1949年12月，某县依然存在12股匪患，规模不等，分布较广。其中有一股人数不足10人，2股人数在50人以下，8股在100人以下，还有一股达到500人。匪徒总数超过2100人，匪首有15人。这些匪徒装备不小，拥有长短枪1525支、机枪38挺、冲锋枪4支。此外，还有大量残匪和地痞恶霸，总人数接近千人。这些匪徒行为不受控制，活动频繁，制造政治谣言，进行抢劫、杀人放火等各种恶行，甚至与其他武装力量串联，试图摧毁新生的政权。 面对匪患的严重局势，县委决心继续贯彻“政治争取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实施“先大后小，先远后近”的剿匪战略。在县剿匪指挥部的领导下，全面展开了清除匪患和反对霸权的工作。1950年1月，田载龙领导的政治土匪组织“中国人民反共救国军”遭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彻底打击。该组织的四个纵队中，有三个完全被消灭，只有第四纵队的司令侯宗汉在遭受打击后逃入太浮山并重新组织匪徒。 侯宗汉自任总指挥，并下设两个纵队，约500人。他还在太浮山一带发布了十杀禁令，规定见到解放军不报告者杀害，协助解放军的人员也将遭到致命威胁。这个组织在当地大肆实施恐怖活动，强迫群众加入，并与解放军进行了持续的对抗。 为了有效解决这一问题，地方干部深入群众，宣传人民政府的政策，动员群众积极参与打击匪患。地方干部担任向导，带领解放军逐家挨户收集成年男子，宣传政策，明确区分敌我。通过这些努力，逐步将上千名形迹可疑的男子集中起来，进行了政治审查，最终查出了200多名匪犯，并成立了解放团进行教育。 约60名重大匪犯被押送到剿匪司令部进行审查。随着剿匪工作深入，侯宗汉陷入了困境，最终在4月5日深夜决定投降。次日清晨，他手下的8名土匪头目相继下山投降，并交出了手枪7支。此消息一传出，当地群众纷纷庆祝，燃放鞭炮，杀猪宰羊，以示对解放军的慰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