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四川地区的粮票一夜之间全部作废，这个历史上以富饶闻名的天府之国，因此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粮食危机。时隔多年后，当地老一辈人仍然对这段往事记忆犹新，哪怕现在生活条件好了，他们也从不敢浪费一粒米，只因饥饿的滋味实在过于刻骨铭心。
四川如今被赋予了一个新的身份——中国的“备份省”。这个定位的意义深远，概括性段落这样描述：“四川省地处长江上游、西南内陆，是我国发展的战略腹地”。那么，所谓的“战略腹地”究竟有多高的定位呢？如果做一个横向对比，可以看到山东作为促进南北联动、东西统筹的“重要枢纽”，浙江则是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交汇区，重庆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和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贵州则被定位为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 而“战略腹地”这个名号，几乎是所有省份争相追求的，然而在国务院批复的二十多个省份中，只有四川获得了这个称号。四川，一个深处内陆、经济水平也无法与北上广等大城市相提并论的省份，为什么能被赋予“备份”这一重要角色呢？“备份”的意义简单来说，就是每一样都不必最强，但必须什么都不缺，总的来说是为了安全。 新中国成立后，四川曾经历过连年丰收，粮食生产颇为丰盈。李井泉曾感叹道：“四川产了这么多粮食，建粮库都来不及啊！”然而，到了1958年底，全国的粮食问题逐渐浮出水面。在一次四川省委的工作会议上，李井泉愤怒地质问：“湖北怎么搞的？把我们的粮食截走了！他们不是亩产几万斤吗？”这时，曾是鱼米之乡的湖北，面临着严峻的粮食问题，四川的粮食在运往上海的途中，经过武汉码头时被强行扣留。到1960年，四川的粮食产量已经下降至2870亿斤，整个国民经济也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
对于四川地区上一辈人来说，1960年的粮票作废是一段难以磨灭的记忆。那一年，本该是粮食充裕的天府之国，却在一夜之间陷入了史无前例的粮食危机。饥饿如影随形，成为了那个时代最真实的写照。 就在粮票作废前夕，老百姓还在为丰收的喜悦而欢欣鼓舞。然而，命运却跟他们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当人们兴冲冲地拿着粮票去粮站兑粮时，那里的墙上已经贴出了粮票作废的通知。顷刻间，喜悦被绝望所取代，人们茫然无助，不知该如何是好。 接下来的日子，便是一幕幕揪心的悲剧。大街小巷，到处都是饥肠辘辘的人们，他们脸色苍白，双眼无神。许多人不得不外出觅食，甚至连树皮和野草也不放过。家中的锅碗瓢盆几乎成了摆设，因为根本没有粮食可煮。 那段时间，许多人都经历了饥饿的煎熬。有家六口的李大爷回忆说，全家曾把仅存的一点玉米面做成稀粥，每天大家只能喝一小碗，其余时候只能靠喝水来充饥。更有甚者，一些人因为长期挨饿，身体虚弱到了极点，最终离开了人世。 尽管岁月已然流逝，物质生活早已不可同日而语，但对于四川的老一辈人来说，1960年的那段往事依然历历在目。时至今日，很多人谈起当年的粮票作废时，仍然忍不住唏嘘不已，眼眶也会泛起泪花。那种饥肠辘辘、望穿秋水的滋味，似乎已经渗入骨髓，成为了他们挥之不去的梦魇。也正是因为吃过这样的苦，如今的他们才格外珍惜粮食，决不允许一粒米被浪费。
1950年初，毛主席指示李井泉担任川西区党委第一书记、军区政委兼行署主任。两年后，李井泉又被任命为四川省省委第二书记。上任后，他迅速带领四川军民开展了剿匪和土地改革的斗争，成功消除了国军残余势力。在农村，李井泉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打击还乡团和地主武装，把土地归还给农民，帮助劳动者实现当家做主的愿望。正因为李井泉具有远见卓识，四川的粮食产量才得以提升。 1961年初的一天，李井泉正在召集四川省的主要领导开会时，李先念突然从北京打来电话，要求继续从四川调粮。李井泉听后反问：“还要调？再调1亿斤，死的人就要过万！”李先念却坚持说：“四川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中央的调粮决定。中央领导认为，问题发生在四川，造成的政治、经济和各方面的影响，总比发生在京、津、沪要小一些。” 李井泉长期积压的愤怒终于爆发，他大声喊道：“你是个国务院，我这里也是小国务院啊！你调粮怎么不听听我们的意见？”挂掉电话后，李井泉虽然愤怒，但依然按照指示传达了李先念的要求：“四川要服从大局，一定要调粮！”从1959年到1961年，中央从四川调出的粮食共计147亿斤，确保了京津沪及全国其他地方的粮食供应。然而，四川人民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长寿是当时重庆三个重灾县之一，1960年饿死的人数以万计。许多生产队的家园空荡荡的，像是荒废的猪圈，强壮劳力丧失，留下了孤儿寡母，惨状不堪。廖伯康到长寿渡舟公社调查时，看到的是荒芜的田地，十室九空。 一个没有父母的孤儿，用呆滞的目光看着一群来自城里的“大干部”。这些干部，许多曾在革命斗争中历经生死，见多识广，但在这个孤儿眼神的注视下，他们却无法自持。统战部的周怀瑾忍不住走到一边，失声痛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