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梓材倾囊资助伟人40光洋，不料，建国后一连收到毛主席十三笔钱 1950年初，北京。 “主席，湖南湘潭有位叫郭梓材的老同学来信了，信里说……生活上遇到了些难处。”秘书把一封薄薄的信笺递过去，声音很轻。 毛主席搁下手中的笔，抬起头。郭梓材？这个名字，他太熟悉了。一段尘封了几十年的往事，瞬间涌上心头。他接过信，没有立刻拆开，眼神里流露出一丝复杂的怀念。那不仅仅是一个同学的名字，更是一段峥嵘岁月里，一份沉甸甸的信任。 时光得倒回至清朝末年的1906年。在韶山冲的一家私塾里，一个叫毛泽东的大孩子，正和一个比他小三岁的郭梓材同窗苦读。在郭梓材的记忆里，这位毛同学脑子活络，记性好得出奇，背书快，但从不肯死记硬背。他最爱干的事，就是带着一帮同学跟私塾老先生“抬杠子”，挑战那些陈腐的规矩。 那会儿的孩子，都怕先生。可毛泽东不怕。先生前脚刚走，他后脚就领着大家伙儿下池塘摸鱼，上后山摘野果。先生不让看“闲书”，他就偷偷地把《三国演义》、《水浒传》塞在经书里看，看得津津有味。不得不说，这种骨子里的叛逆和对权威的质疑，似乎是与生俱来的。 两人的友谊，远不止于课堂。毛主席的父亲毛贻昌家教极严，有时候为了躲避父亲的责骂，他干脆就不回家，直接跑到郭梓材家里，两人挤在一张床上过夜。夜深人静，往往是毛主席讲，郭梓材听。他肚子里有讲不完的故事，从书里看来的，自己琢磨的，总能把郭梓材听得入了迷。这份少年情谊，单纯而又牢固。 私塾毕业后，两人各奔东西，但联系并未中断。1911年，辛亥革命的枪声响起，血气方刚的毛主席认定当兵是救国之道，便拉上郭梓材，一同投身湖南新军。不过，军旅生涯仅仅维持了半年多，他便发现军队里的旧习气与自己的理想相去甚远，于是毅然退伍，考入了长沙第一师范。郭梓材则因家境所迫，没能继续求学，早早进入社会，在湘潭一家电灯公司谋了份差事。 有意思的是，毛主席不仅和郭梓材是至交，和他后来的妻子刘天民也有一段不解之缘。刘天民是个苦命的女子，五岁就被许了人家，十四岁便被送去做童养媳，受尽欺凌。但她骨子里也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儿，1919年，她逃了出来，还进了女校读书。 这件事，毛主席是从一个共同的朋友李耿侯那里听说的。1921年他回韶山时，对刘天民的抗争精神大加赞赏，决定帮她一把。他亲自登门，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硬是把刘家的长辈说通了，同意退婚。这件事，让刘天民感念了一辈子。后来，郭梓材与刘天民喜结连理，这份缘分，也让两家人的关系更加紧密了。 真正让毛主席铭记一生的，是1926年发生的一件事。当时，他回到湖南考察农民运动，途经湘潭时，身上的经费已经捉襟见肘。郭梓材得知后，二话没说，将自己辛辛苦苦攒下的全部家当——整整40块光洋，全都拿了出来，塞到老同学手里。 试想一下，在那个年代，40块光洋对于一个电灯公司的普通职员来说，绝对不是一笔小数目，可能是一家子大半年的嚼用。郭梓材的这一举动，是倾囊相助，更是对老同学革命事业的无条件信任。这份情义，在毛主席心中，分量千钧。他当即决定，要介绍这位靠得住的兄弟入党。 新中国的曙光照亮了大地，当年的革命者成了国家领袖。而郭梓材，这位普通的劳动者，却在时代的变迁中遇到了难处。他原本的教师工作丢了，只能在一家猪鬃厂当个会计，薪水微薄，生活困顿。走投无路之下，他才想起了北京的老同学，写了那封信，希望能到北京找份工作。 毛主席收到信后，并没有利用职权为他安排工作。这是他的原则，公是公，私是私，绝不能开口子。但他不能眼看着老同学受苦。他立刻从自己的稿费中，拿出300元钱寄了过去，解燃眉之急。这只是一个开始。 从1950年到1962年郭梓材去世，这样的汇款，前前后后竟有十三次之多。1954年，郭梓材的亲戚去北京看望毛主席，他又仔细询问老同学的近况，得知依然不宽裕，便又寄去300元。1955年，郭梓材得了眼病，无法工作，毛主席的汇款再次及时送到。1961年，主席再次寄钱，并在信中写下这样一句话：“如果你们以后还有困难，仍可以写信告诉我。” 这十三笔钱，全部出自毛主席个人的稿费收入。每一封信，每一笔钱，都承载着一份跨越了近半个世纪的承诺。它偿还的，早已不是那40块光洋的本金和利息，而是一份在微末之时，友人给予的珍贵信任。在波澜壮阔的革命史诗背后，正是这些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故事，让我们触摸到了历史人物真实的体温，也感受到了那份贯穿始终的质朴与真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