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7日晚上，正当马来西亚宣布将正式斡旋泰柬冲突之后，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迅速和泰

7月27日晚上，正当马来西亚宣布将正式斡旋泰柬冲突之后，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迅速和泰国、柬埔寨两国的外长进行了通话，宣布美方将对和谈提供必要的协助。那么，美方会参与这次的马来西亚会谈吗？它在未来到底会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   从马来西亚的立场看，作为东盟轮值主席国，其主张泰柬冲突应由东盟内部协调解决，这符合东盟长期坚持的“不干涉内政”原则和“东盟方式”。   马来西亚外长穆罕默德在与泰柬外长沟通后明确表示，双方都认为其他国家不应介入，应完全信任马来西亚作为调解人。这种立场并非针对美国，而是东盟自1967年成立以来处理内部事务的一贯态度。例如2011年泰柬柏威夏寺冲突时，东盟同样主导了调解进程，尽管当时美国也表达了关切，但最终未直接参与谈判。   美国试图介入的动机，与近年来其在东南亚推行的“印太战略”密切相关。拜登政府将东南亚视为制衡中国影响力的关键区域，通过经济合作、安全对话等方式强化存在感。   此次泰柬冲突爆发后，特朗普以关税施压两国停火，宣称若不结束冲突将对进口商品加征36%关税，正是这种战略的具体体现。然而这种“交易式外交”在东南亚遭遇现实阻力——泰国代理总理普坦在感谢美方关切的同时，明确表示“不希望第三国介入”，强调应通过双边会谈解决争端。   马来西亚的婉拒并非否定美国的作用，而是为其划定了参与边界。马方表示，若美方愿意在未来发挥作用，东盟乐见其成。这为美国留下了间接参与的空间。从历史经验看，美国可能通过以下路径施加影响：   一是经济杠杆的持续运用。美国是泰国和柬埔寨的重要贸易伙伴，2024年泰美贸易额达680亿美元，柬美贸易额约78亿美元。特朗普政府时期曾以“强迫劳动”为由对柬埔寨纺织品加征关税，此次冲突中再次以贸易协议为筹码施压。   尽管泰国军方对停火持谨慎态度，称“政府谈判与军队行动是两回事”，但经济压力仍可能促使两国政府在谈判中让步。   二是安全领域的选择性介入。美国与泰国保持着《泰美共同防御条约》框架下的盟友关系，近年来双方联合军演频次和规模不断提升。2025年美国计划与东盟举行第二次联合海上演习，重点强化海域态势感知能力。   这种军事合作虽不直接针对泰柬冲突，但可通过增强泰国的军事信心，间接影响其谈判立场。此外，美国在东盟防长扩大会上提出的“繁荣与安全愿景”，强调在网络安全、反恐等领域提供技术支持，可能成为冲突后重建阶段的合作切入点。   三是多边机制内的议程设置。美国虽未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但通过东盟地区论坛等平台持续发声。此次冲突中，美国推动联合国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并与柬埔寨外长巴速坤就停火细节进行磋商。   这种“幕后协调”既能避免挑战东盟主导权，又可通过国际舆论施加压力。例如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在通话中强调“冲突影响地区稳定”，试图将局部争端上升为印太安全议题，为后续介入寻找合理性。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的介入面临多重制约。首先是东盟的集体警惕。尽管马来西亚允许美国未来发挥作用，但东盟整体仍强调“中心地位”。2024年东盟发布的《印太展望》明确反对外部势力划分阵营，主张通过对话而非对抗解决争端。   其次是柬泰两国的外交平衡。柬埔寨与中国保持着密切的经济合作，2024年中柬贸易额达152亿美元，中国对柬投资占其外资总额的43%。美国若过度施压，可能促使柬埔寨倒向中国寻求支持。   泰国虽为美国盟友，但近年来在中美之间采取“等距外交”，2024年泰中贸易额突破1300亿美元，远超泰美贸易规模。   从冲突发展趋势看，美国的作用可能呈现阶段性特征。在当前谈判阶段，其角色主要是“施压者”，通过经济制裁和舆论造势推动停火；若冲突升级为长期对峙，美国可能转型为“安全提供者”，加大对泰国的军事援助；而在战后重建阶段，则可能以“发展伙伴”身份介入，通过基础设施投资扩大影响力。   这种分阶段策略与美国在东南亚的整体战略相契合——既避免直接军事干预，又通过多维度介入逐步深化存在。   需要指出的是，美国的介入效果受制于多重变量。泰国军方的强硬态度、柬埔寨国内政治的复杂性、以及东盟内部协调的效率，都可能削弱美国的影响力。   美国短期内不会直接参与马来西亚会谈，但会通过经济施压、安全合作和多边议程设置等方式间接影响局势。其未来作用的大小，取决于能否在尊重东盟主导权与推进自身战略目标之间找到平衡，以及能否有效应对中、俄等域外国家的博弈。对于泰柬两国而言，如何在大国角力中维护自身利益，将是比边境争端更复杂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