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有次张宗昌想枪毙一个逃兵，结果写手令时“毙”字不会写，就想改成打200军棍，但棍字也不好写，张宗昌突然笑出了声：“看来是那小子命不该绝，把他放了吧。”逃兵也没想到，因为张宗昌是文盲，自己捡了一条命。 话说有一次，张宗昌亲手抓了个逃兵，怒火中烧，在他看来，当兵的可以死在战场上，但绝不能当懦夫逃跑，为了杀鸡儆猴，他决定亲自下令，就地枪毙。 可当他拿起笔，准备在手令上写下那个“毙”字时，谁知竟提笔忘字，憋了半天也想不起来，众目睽睽之下，他总不能拉下脸去问手下，那自己“文盲”的底细岂不就露了，威信更是要扫地。 他愤愤地揉掉纸团，心生一计：枪毙不成，那就改打二百军棍，让那撕心裂肺的嚎叫响彻军营，效果也是一样，然而，当他再次提笔写“棍”字时，又卡住了，左边的“木”字好认，可右边那部分到底是什么？ 张宗昌抓耳挠腮，窘迫至极，在一阵沉默的自我斗争后，他最终把笔一扔，故作深沉地叹了口气：“罢了，看来这小子命不该绝。” 一旁的副官听得发愣，还没琢磨透这位以凶残著称的大帅怎么突然慈悲起来，就听张宗昌又补了一句：“死罪可免，活罪难逃，拖去做苦工，赎罪！” 就这样，一个本已必死的逃兵，因为长官的文化水平，阴差阳错地捡回了一条命，这件事，也恰好是张宗昌这个人物的绝佳缩影——他的世界里没有常理，只有一套在乱世中摸爬滚打出来的“野路子”哲学。 张宗昌早年确实没读过什么书，识字有限，但这在那个饿殍遍地的年代，算不上致命缺点，能活下去才是最大的本事，他凭着一股胆气和混不吝的劲头，在时代的动荡中为自己杀出了一条路。 辛亥革命后，他投身军旅，因为作战勇猛、为人豪爽，很快从底层士兵爬到了团长的位置。 在那个军阀割据的复杂棋局中，张宗昌深谙生存之道，他信奉的不是什么主义或情谊，而是最赤裸的生存法则：有钱就有枪，有枪就能弄来更多钱。因此，他辗转腾挪，在各路军阀间反复横跳，谁势大就跟谁。 最终，他搭上了奉系军阀张作霖这条线，起初，张作霖这种老牌军阀根本瞧不上他这个草莽出身的“杂牌军”，但张宗昌有自己的办法。 他把目光投向了那些同样不讲规矩的土匪，通过武力镇压和收编，让自己的队伍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在极短的时间里，他竟拉起了一支近十万人的队伍，成了气候。 队伍大了，军饷的压力也随之而来，为了稳住这支成分复杂的军队，张宗昌对治军，讲究一个胡萝卜加大棒。 一方面，他号称对逃兵和违纪者零容忍，手段狠辣，以维持军纪的威严；另一方面，他对忠于自己的弟兄又出奇地大方，时常发放补贴，顿顿有肉吃，以此收买人心。 有了军队，就得有地盘和钱粮，作为山东人，他最终把目光锁定在了自己的故乡，当他带着庞大的军队和几十个姨太太衣锦还乡，成为山东的“土皇帝”时，内心的满足感可想而知。 至于怎么搞钱，不识字的张宗昌却展现了惊人的“创造力”，他横征暴敛，苛捐杂税的名目，多到像是把字典翻烂了才想出来的，谁敢不交，店铺充公，土地没收。 他根本不担心百姓反抗，因为整个山东都是他的兵，而这些兵的利益，早已和他牢牢捆绑在了一起，更荒唐的是，他嫌这样收钱太慢，竟然自己开了家银行印钞票，直接把山东的金融市场搅成了一锅粥。 说回那个写不出“毙”字的下午，那次意外，似乎也点燃了张宗昌内心对文化的某种奇特向往，从那以后，他开始热衷于附庸风雅，常常提笔作诗，也不管别人如何评价，自己倒是乐在其中。 张宗昌的崛起，究竟是靠他个人的“本事”，还是时代的“成全”？或许两者皆有，他身上的野蛮、投机和赤裸裸的实用主义，正是那个时代的通行证。 他不是时代的意外，恰恰是那个时代最合乎逻辑的产物，在一个崩坏的秩序里，规则的破坏者，往往比规则的遵守者更容易爬上顶峰。 信息来源：后窗｜张宗昌祸鲁——大众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