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平陆61位民工砒霜中毒，国务院立即指示：派伊尔-14连夜支援 “油加满了没有？今晚咱得飞得稳当！”1960年2月2日23点15分，北京西郊机场的停机坪上，机长周连珊压低嗓音，却掩不住紧张。伊尔-14银灰色机身在灯光下铮亮，货舱里一千支二巯基丙醇被木箱和稻草稳稳裹住，旁边还塞了几只探照灯——如果空投偏了，这几束光得救急。 谁能想到，这趟深夜起飞的军机，缘起只是山西平陆一锅普通的晚饭。当天傍晚17点左右，风南公路第三连收工，民工们围在行军灶前喝玉米糊。干活的汉子饿得快，前两锅瞬间见底，最后一批去开会的兄弟回来时，天彻底黑了。李忠年端起碗，一口没咽完便觉得喉咙发涩，他低头一瞥，红褐色晶粒粘在碗沿，“这不是高粱，像砒霜！”他抠出一颗用牙一咬，苦得呛人。营地很快乱了——呕吐、头晕、冒冷汗，61人躺倒在雪地里。 19点，平陆县委原本讨论春播计划，公安局长燕英杰急匆匆闯入会议室，“张店工地集体中毒，人数六十余，请立刻派医护！”话音落，第一书记郝世山直接摔下茶杯，“开车，先去现场！”他把会议桌当煤铲，一把推空。 县医院连夜赶到，先用绿豆水、甘草汁，土法全试，一点效用都没见。医生解克勤用针管抽血，含砷量惊人，唯一对症的解毒剂是二巯基丙醇，而县里库存为零。留给抢救的时间不到30小时。 得药先得过河。22点，两名司药员驮着黄灯笼奔到茅津渡。古规矩“夜不渡黄河”，但老船工王希坚被一嗓子吵醒后，只回了仨字：“上船吧！”十二月的黄河呜呜直吼，木船甩成半月形，溅起的浪打到眉骨生疼。到对岸三门峡，他们跑遍药材公司、医院，收获寥寥，只凑了十九支。 平陆县委这时坐不住了，直接把电话打进北京卫生部。京城正热闹——正月初七，王府井北口的国营“新特药店”准备下班，店员老胡口袋里揣着联欢晚会门票，铃声把全店人钉在原地。“一千支解毒针剂？要连夜发？！”老胡愣了半秒，回头冲仓库方向嚷：“全店集合！” 当晚18点50分，王英浦蹬着一辆大三轮，从广安门外仓库冲向八面槽。“让一让，救命药！”他嗓子几乎喊哑，北京街头灯火通明，车轮压过石砖沙沙作响。一个半小时，1000支珍贵药液被送到柜台。 卫生部副部长徐运北此刻正主持党组会，听完汇报，他抓起电话直拨民航，又挂到空军，“不行就空投，时间耽误不起！”机场调度记录显示：21点05分，下达伊尔-14起飞指令，机长周连珊、领航员黄鹤刚、机械师许克勤全部归队。 回到停机坪，机组临时加装了照明弹与备用降落伞。领航员把平陆县手绘草图摊在机翼上，四角用扳手压住，怕北风吹走。没人经历过无地面电台的夜空投，多少有点悬，可大家只问一句：“药碎了咋办？”机械师憋出三个字：“不许碎！” 23点31分，伊尔-14轰鸣升空。磨砂玻璃般的云层包着夜色，定位全靠星象与绕机笔记。机舱温度降到零下十度，医药箱却被温水袋紧紧包住。飞行一小时四十八分后，领航员透过舷窗瞅见下方点起的四堆篝火，呈平行四边形，那是平陆县委白天临时选好的麦田。 机长降低到500米，险些蹭到太行山脊。00点58分，“投！”两只重约40公斤的药箱连同降落伞一起滑出舱门，绿色信号灯闪了一下就消失在乌黑的风里。机组成员屏住呼吸，直到看到地面手电光柱交错奔跑才松口气——标志接收成功。 药箱落地后缓冲良好，瓶瓶完好无损。司机沈亮宽把车油门踩到底，50里山路带点冰碴，他咬牙说：“车翻了我也背着跑！”2月3日凌晨3点15分，第一针解毒剂注入李忠年的臂弯。半小时后，他能坐起；晨光微亮时，61名患者全部脱险。医生交班时长舒一口气：“抢回来了！” 与此同时，调查组连夜勘查炊事房，在锅底刮下尚未溶解的砒霜。很快，第三连原排长张德才和同伙回申娃落网。张德才早年混过还乡团，因被撤职怀恨在心，偷半斤砒霜下毒，只为出那一口邪气。1960年3月，两人被平陆县人民法院判处死刑。 事情本该到此，但2月28日《中国青年报》发表通讯《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一石激起千层浪。全国报刊、电台迅速跟进，郭沫若、钱俊瑞写诗，不少中学把这篇文章贴在黑板报上朗诵。那几年，“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不再是口号，而是具体到一张机票、一条命。 1996年8月，北京西站月台挂出横幅“欢迎六十一个阶级兄弟”。十位已年过花甲的民工代表拎着平陆红枣，踏上当年医护、空军和药店同志早已耄耋的家门。人群里有人激动得直抹眼睛：“当年课本里就是这件事！”老人们将一封感谢信递到工作人员手里，字迹有些颤，却透着劲——“你们用最快速度救了我们，也救活了我们的家乡。” 写到这里，我总忍不住想，如果那晚黄河船工多犹豫一分钟，如果北京城里那辆三轮车慢一点点，结果会怎样？历史不会回答，但它留下的细节，让人确信：关键时刻，总有人能豁出命来托底。这股子劲儿，当年叫“社会主义风格”，今天看来，仍旧硬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