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我国从苏联引进了20克珍贵的蛔蒿种子，并把它们分成4份，在专人保护下分别送到呼和浩特、大同、西安、潍坊四个国营农场试种，这四分种子肩负着帮助我国产出蛔虫的重要任务，关系到全国无数人的生命安危......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一颗外形普通、甚至有些甜腻的宝塔糖，对许多七零、八零后而言，或许只是童年的一抹甜味。 而它背后，却是一段关于生存、科学与国家意志的百年记忆，是中国公共卫生事业从零起步的第一个里程碑。 这颗小糖果，从一粒来自异国的种子，到挽救一代人健康的希望，再到功成身退，其生命周期本身，就是一部微缩的新中国奋斗史。 新中国刚成立初期，物质生活极度匮乏，医疗条件尤其落后，在广袤的农村，简陋的厕所，赤脚奔跑的孩童和未经处理的饮用水，为一种疾病提供了完美的温床，那就是：蛔虫病。 这种寄生虫病在当时几乎是国民健康的头号公敌，对儿童的杀伤力尤其巨大。 蛔虫在肠道内贪婪地攫取营养，不仅导致儿童面黄肌瘦、腹痛腹泻，严重时甚至会堵塞肠道，危及生命。 正当全社会为蛔虫病所困时，科学家们也在日夜寻找对策，曙光来自一种名为“山道年”的化学物质，它对驱除蛔虫有奇效。 而山道年的唯一来源，是一种叫“蛔蒿”的菊科植物，新的难题随之而来：蛔蒿并非中国本土植物，国内极其罕见，可病人遍布大江南北。 为解燃眉之急，1952年，中国决定向苏联求援，引进了20粒珍贵的蛔蒿种子，这20粒种子，承载着数亿人的希望。 当时的科研人员深知风险，做出了一个谨慎的决定：将种子一分为四，分别送往内蒙古呼和浩特、山西大同、陕西西安和山东潍坊四个气候与土壤条件各异的国营农场进行试种。 农场的工人们接过种子，如同接过军令状，他们精心改良土壤、调节酸碱度、计算播种间距，日夜守护。 几个月后，喜讯传来：蛔蒿在中国的土地上成功扎根，虽然各地产量不一，但试验证明，这株“救命草”完全可以在本土茁壮成长。 蛔蒿的成功种植，为宝塔糖的诞生铺平了道路，有了稳定的原料供应，山道年的提取量稳步提升。 可药有了，怎么让最需要它的孩子们心甘情愿地吃下去，科研人员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办法，将苦涩的药粉与糖浆混合，压制成玲珑可爱的宝塔形状。 这便是“宝塔糖”的由来，它可爱的外形和先甜后微苦的口感，巧妙地解决了儿童服药的难题。 宝塔糖被大规模生产，并通过各地的防疫站和卫生所，每年定时免费发放到孩子们手中。 许多人的童年记忆里，都有一幕排着队、张大嘴，等着护士发“糖丸”的场景。 宝-塔糖的效果立竿见影，曾经让无数家庭头疼的蛔虫病，得到了有效控制。 孩子们面色红润起来，国民健康水平也随之提升，更深远的影响在于，这场声势浩大的公共卫生运动，也悄然推动了全民卫生意识的觉醒。 勤洗手、喝开水、不吃生冷食物，这些简单的卫生习惯，正是在那个年代被刻进了几代人的脑海里。 然而，任何技术和产品都有其历史使命，随着中国经济与科技的飞速发展，效力更强、副作用更小、生产更便捷的现代驱虫药相继问世，彻底取代了山道年的地位。 与此同时，国家在公共卫生基础设施上的巨大投入，从根本上改变了农村的卫生面貌，清洁的水源、卫生的厕所，直接切断了蛔虫病的传播途径。 谁能想到，到了1985年，这种曾被视作救命稻草的植物，因其药用价值被完全替代，竟在中国境内因无人种植而彻底绝迹。 对于今天的孩子们来说，宝塔糖是一个陌生的名词，他们不必再体会长辈们吃糖治病的那份特殊“乐趣”。 如今，市面上偶尔还能见到宝塔糖的身影，但它的身份早已改变，不再是驱虫的特效药，而更多成了一种怀旧食品，承载着人们对特定年代的集体记忆。 宝塔糖是一个时代的缩影，见证了一个国家如何在匮乏中依靠科学与集体努力，打赢一场漂亮的公共卫生防御战。 它也像一座无形的纪念碑，烙印在几代人的记忆深处，提醒着人们，那些曾被寄生虫困扰的艰苦岁月，确确实实地成为了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