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局有人举报出了共党！”军统头子戴笠闻讯震怒，刚要下令缉拿“内鬼”，但看到名字后，却忍不住“扑哧”一笑，甩了句:“这不可能！”
1945年抗战刚结束，国共两党开始争夺政权，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斗争中，情报工作显得格外重要，此时一个名叫李时雨的年轻人，正准备执行一项危险的任务。
李时雨1918年出生在河北一个书香门第，北京政法大学法律系毕业，1937年抗战爆发后，他在天津参加了抗日救亡运动，后来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8年，为了获取敌方情报，党组织决定让李时雨打入敌人内部，他先是进入冀察政务委员会工作，1940年又转到汪伪政府的军法处任职，职务是军法处长。
在汪伪政府期间，李时雨表面上为日伪服务，实际上暗中收集重要情报，他利用职务便利，掌握了汪伪军队的部署情况，及时传递给党组织和新四军。
1945年日本投降后，李时雨得到了新的任务：打入国民党军统局，通过之前在汪伪政府工作时结识的关系，他认识了军统要员余祥琴。
余祥琴是戴笠的老部下，对法律人才比较重视，他看李时雨既懂法律又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就把他推荐给了戴笠，当时军统正需要这样的专业人才。
戴笠虽然疑心很重，但对李时雨的第一印象不错，李时雨不仅专业能力强，而且处事圆滑，很快就在军统站稳了脚跟。他被安排在军统局本部工作。
在军统工作期间，李时雨接触到大量机密文件，他把国民党的军事部署、特务活动计划等重要情报，通过秘密渠道传递给党组织。
戴笠对李时雨越来越信任，经常让他参与一些重要决策，有一次戴笠曾说：“像李时雨这样的人才，我们军统需要更多。”这话传到了其他人耳朵里。
1946年3月，戴笠在从北平飞往南京的途中飞机失事身亡，军统局群龙无首，内部开始权力斗争，上海站负责人沈维汉趁机清理异己。
沈维汉早就怀疑李时雨的身份，因为军统的一些行动计划总是被共产党提前获知，戴笠在世时他不敢动手，现在机会来了。
1946年4月，沈维汉以“通共”罪名逮捕了李时雨，虽然没有确凿证据，但沈维汉认定他就是共产党派来的间谍，李时雨被关押在军统的监狱里。
在狱中李时雨受到严刑拷打，但始终没有承认自己的真实身份，军统使用了各种酷刑，包括老虎凳、辣椒水、电刑等，都无法让他开口。
这样的折磨持续了近三年，1949年1月，人民解放军包围了南京。军统内部一片混乱，看守监狱的人员开始逃跑。
就在这个时候，地下党组织安排人营救了李时雨，当时他已经被折磨得不成人形，体重只有80多斤，但意识依然清醒。
算下来李时雨从1938年开始潜伏，到1949年获救，整整在敌人内部工作了11年，这11年中，他为党组织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
新中国成立后，李时雨被安排到最高人民法院工作，由于长期的监禁和酷刑，他的身体受到严重损害，1955年因病去世，年仅37岁。
在李时雨潜伏期间，他曾经帮助营救过多名被捕的地下党员，仅在军统工作的那段时间，就有20多名同志因为他提供的情报而脱险。
他传递的情报中最重要的是国民党在华东地区的军事部署，这些信息对人民解放军制定作战计划起到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在解放战争初期。
军统档案显示，李时雨在军统期间参与了多项重要工作，他曾经起草过多份法律文件，还参与审理过一些重要案件，表现确实很出色。
正因为他的出色表现，戴笠才会对他如此信任，即使在沈维汉多次举报的情况下，戴笠仍然相信李时雨是自己人。这说明李时雨的伪装确实很成功。
李时雨的故事在很长时间里不为人知，直到上世纪80年代，随着一些档案的解密，他的英勇事迹才逐渐被披露出来。
现在北京、天津等地都有纪念李时雨的场所，他的故事也被写进了党史教材，成为教育年轻人的重要素材。很多人都被他的坚定信念所感动。
在那个风云变幻的年代，像李时雨这样的地下工作者还有很多，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在敌人内部收集情报，为革命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
这些无名英雄的故事提醒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他们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胜利，值得我们永远铭记和珍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