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新四军参谋带着2个伤员打游击，3人总共才1条枪，谁知短短4年，这个参谋，就把队伍壮大了百倍，4年时间就扩充了800余人！
1941年的春天，皖南的山里冷飕飕的。
刘奎带着两个受了伤的战士，深一脚浅一脚地钻着林子。
他们仨，身上就带着一条枪、七块大洋和几十颗子弹，这就是从皖南事变突围出来后，留在当地打游击的全部家底。
敌人的搜山队伍离得很近，枪声时不时在林子里啪嗒几下响起来。
当兵的这条路，刘奎走了不少年头。
小时候给地主放牛，十六岁碰上了闹革命的热潮，入了农协会。
1928年，他跑到湖南平江，成了红五军的一员，领到了人生第一杆长枪。
在长沙打仗那会儿，他抱着机关枪，硬是冲过了敌人的铁丝网，结果子弹打穿了胳膊和胸口脖子，是战友把他从死人堆里背出来的，这是他九次负伤的头一回。
后来在打吉安的时候，敌人又是用铁丝网拦路，红军被挡住了。
他这人鬼点子多，买来二十多头大水牛，牛尾巴上捆上浇了油的破布棉絮，点火一烧，受惊的牛群哗啦啦冲垮了工事，他带着人就杀进城去了。
可惜那回一块弹片崩过来，把他嘴巴打烂了半边。
抗战一起，他进了新四军，在叶挺将军手下当作战参谋。
可惜好景不长，部队往北边转移的关口，遭了大埋伏。
七天七夜的血战，他眼睁睁看着政治主任袁国平被子弹打倒，咽了气。
他忍着难受，和战友草草掩埋了袁主任。
后来又冒着天大的风险，找到了军部首长项英、周子昆的遗体，用身上破旧的军装裹起来，悄悄藏进了山崖的石缝里。
主力部队决定想办法渡过长江去，要留人继续在皖南战斗。
刘奎第一个站了出来，说：“有我在这儿，皖南这革命的火，就灭不了！”
就在泾县濂坑这么个地方，游击队重新拉起来了。
刚开始就八个人，算上刘奎自己。
大白天他们不敢暴露，跟着当地老百姓上山砍柴、下窑背炭。
到了晚上，就找个山洞猫起来，借着月光练练怎么开枪打枪。
人少枪少，要活下去，要打仗，光躲着不行，得想法子弄枪弄子弹。
他们挑中了庙首的乡公所下手。
那天，四个有枪的游击队员装扮成押壮丁的乡丁，几个人大摇大摆走进了乡公所的祠堂。
里面二十几个敌兵正睡得香，还没摸到枪在哪儿，转眼就被收拾了，当了俘虏。
墙上挂的二十多支枪，一下全换了主人。
打开乡公所的粮仓分粮食那天，被他们顺手救出来的壮丁们，呜呜咽咽跪了满满一地。
后来打谭家桥，又用了巧劲儿。
战士们抬着一头大肥猪，假装给乡公所“送礼”。
那些乡丁，一个个围着猪肉正流哈喇子呢，游击队员突然从装猪草的筐子里拔出短枪，一举成功。 队伍里也出过叛徒。
一个叫汪延寿的，投靠了敌人。
这汪延寿手上沾过不少老百姓的血。
刘奎带着人连夜追到他老窝，这家伙听见动静，刚把脑袋从后门探出来想跑，砰的一声枪响，就被撂倒在臭水沟里，不动弹了。
游击的日子没一天安稳。
最惊险的是1943年冬天，又是叛徒坏事。
一个叫王昆山的通信员投敌，带着敌人进山围剿。
眼看敌人就要到跟前了，没办法，他心一横，眼一闭，从山崖边滚了下去。
老天爷算是开眼，半山腰上一棵老树把他给挂住了。
等醒过来，发现自己还活着，就拖着一条伤腿，慢慢爬进了一个猴子待过的山洞里。
靠啃野果喝山泉，硬撑了二十多天。
后来被老百姓发现救了。
下山后的头一件事，刘奎就带着队伍摸清了敌人的军火库，冲进去一把火给它点了，冲天的火光把半边天都映红了！
山里人都传，这刘队长是个“打不死”。
他们不仅打敌人，也帮老百姓。
吓得那边的伪军都传，碰上刘奎的队伍，比撞见阎王爷还叫人腿肚子发软！
到了成立沿江纵队的时候，当初带着两个伤兵、揣着一条枪、七块大洋钻山林的刘奎，手下已经是八百多号兵强马壮的战士了。
1947年，他带着两千多人的队伍，在长江沿线四处出击，搅得沿江的国民党守军日夜不安，觉都睡不踏实。
全国解放了，刘奎进了南京的军事学院深造学习。
在学院的课堂上，他总爱拿皖南这几年的经历当活教材，给学员们讲解游击战术。
1952年，他带着项英的儿子重回了老战场——泾县。
找到了当年藏匿项英等首长遗骨的那个石缝，动手从乱石堆里扒出了三具遗骸。
项英的儿子捧着父亲那布满弹孔的头骨，一下子就跪倒在地。
1958年，毛泽东主席到安徽视察工作，专门紧紧握住了刘奎那双布满老茧的手，笑着说：“你就是那个让敌人连名字都害怕的游击专家呀！”
这个在战场上多次挂彩的老兵，最终在1979年的建军节那天，在合肥离开了人世。
后来在合肥的殡仪馆里，几位从太平县赶来的老汉，摸着刘奎的棺材老泪纵横，泣不成声地说：“当年不是刘队长带着我们打跑了土匪、分了田地，我们老哥几个，早就饿死在木广坑那个山坳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