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杨得志下乡看望老战友，却发现老战友穷困潦倒，县委见他生气，急忙解释：“他是危害国家安全的特务！” 来自湖北江陵侯家台的侯礼祥的，1912年生，爹娘走得早，十二三岁就没人管，靠着四年私塾的底子，在村里帮人抄抄书信混口饭。 十五岁那年，湖区发大水，房子塌了，他揣着半块干粮跑到荆州城，想找个活计，可他长得瘦小，脸蜡黄，没人愿意雇，只能在城墙根下捡别人扔的窝头渣。 一天，一个高个子叫花子凑过来，递给他三个铜板：“拿去买俩粑粑，看你饿得直打晃。” 这人说自己叫梁子，要去汉口讨饭，问他去不去，侯礼祥攥着铜板，跟着梁子连夜从沙市码头爬上洋船。 船开的时候，梁子拍着他肩膀说：“以后你就跟我混，你叫啥？”他说叫礼祥，梁子点点头：“李祥？这名字好，跟我一个姓。” 就这样，侯礼祥成了“李祥”，一路被带到武昌，白天在招待所扫地端水，晚上跟着认字，慢慢摸到了革命的门边。 1928年春天，组织把他派到江西，先是在地方上搞农会，教老乡们写标语，第二年红军扩编，地方干部把他送到红三军团，成了五师十四团的兵。 连长彭绍辉看他识文断字，又敢往前冲，打仗时总把他带在身边，还将他介绍入党。 从江西出发长征时，他已经是红一方面军一师一团一营的营长，这支部队是真刀真枪拼出来的“头牌”，军团长林彪，师长李聚奎，团长杨得志，全是能打硬仗的狠角色。 而他这个营长，就像枪尖上的钢珠，哪里最险就往哪里钻，强渡大渡河那天，杨得志在岸边指挥，他第一个跳上木船，手里的驳壳枪打光了子弹，就抡起船桨砸向对岸的敌人。 就这么一路打，一路拼，1936年他当上了红一师十三团团长，那会儿才24岁。 1939年开春，他脖子上的旧伤总流脓，大腿的枪伤一到阴雨天就钻心疼，医生说再硬撑就得废了。 组织上让他回湖北养伤，临走时把军官证、残废军人证、党员证明都仔细包好，塞进个牛皮箱。 回到江陵，他住在本家叔叔侯运才家，娶了个叫杨绪儿的媳妇，为了糊口，他跟族长借了祠堂开牌铺，每天迎来送往，听着三教九流吹牛皮。 有天早上起来，床底下的牛皮箱没了，他疯了似的在村里找，池塘里捞，草垛里翻，连粪堆都扒了，哪还有影子？ 他把自己关在屋里三天，媳妇端来的粥一口没动，正犯愁时，地下党通讯员小王来了，说魏西书记让他去监利，化名侯文彬当伪联保主任，盯着国民党的动向。 他咬咬牙，跟媳妇磕了个头就走，可没干仨月，伪县长郑恒斌叛变，把地下党名单全交了出去，魏西让大家赶紧躲，他连夜跑回侯家台，从此成了没根的人。 1942年听说张秀龙带着部队到了潜江，他揣着两个红薯就往熊口镇赶，在泰安客栈见到张团长，刚说自己是红一师的李祥，外面枪响了——敌人摸过来了。 张秀龙拔枪就往外冲，回头喊他：“快躲起来，回头找你！”可部队打完仗就转移了，他追了三十里地，只看到路边丢下的草鞋。 没法子，他在普济镇开了间小茶馆，白天煮茶，晚上就着油灯学编竹器，有人问他以前干啥的，他只说在外头跑江湖，不敢多提一个字。 新中国成立后，工作队进村登记，问他有没有参加过国民党，有没有当过伪职，他说自己是红军，可拿不出证明，说当过伪联保主任，又说不清是为共产党做事。 就这么着，他成了“历史不清”的人，开会得坐在最后排，村里分救济粮没他的份，孩子上学都被人指指点点。 1961年国庆节，他看着墙上的毛主席像，蹲在灶门前给杨得志写了封信，写完寄给北京，心里没抱啥希望。 没想到没过多久，他真收到了杨得志的回信，就这么通了几回信，1962年突然断了。 后来才知道，国际形势紧，老将军们忙得脚不沾地，再后来时局动荡，他怕连累首长，没再写信。 1974年，杨得志调到武汉军区当司令员，一到任就让人查“李祥”的下落。 这年6月，杨得志在证明材料上签字：“李祥即侯礼祥，确系我团一营营长，强渡大渡河时带队冲锋，作战勇敢。” 12月，杨勇也写了证明：“该同志在红一师期间，多次负伤，表现优异。” 1975年1月，县委的人拿着审查结论到他家，当着全村人的面念：“恢复侯礼祥红军待遇，按团级干部标准发放生活费。” 他站在屋门口，腰挺得笔直，听完突然给在场的人敬了个军礼，动作还有当年的样子。 有人说，要是他没丢证件，没离开部队，1955年授衔怎么也得是中将，跟他同期的营长，不少成了上将、中将。 他这辈子，被人叫过礼祥，叫过李祥，最后还是做回了侯礼祥，从城墙根的乞儿到红军团长，从篾匠到恢复身份，就像他编的竹器，看着普通，骨子里全是韧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