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美国波音公司中国藉首席科学家嘲笑梁启超儿子工资低，他霸气回怼：“你干的导弹是瞄准中国的，我干的导弹是保卫祖国的！” 梁启超说过，人必真有爱国心，然后方可以用大事。这句话像一颗种子，落在了儿子梁思礼的心里。 小时候读父亲写的《少年中国说》，字里行间全是对国家未来的热望；翻看父亲写给哥哥姐姐的几百封信，字里行间都是盼着儿女们能为国家做大事的殷切。 梁思礼后来说，自己国学功底在兄弟姐妹里算弱的，可父亲教的爱国这一课，他一节都没落下，反倒成了这辈子最扎实的根基。 1941年，17岁的梁思礼揣着母亲东拼西凑的400美元，登上了去美国的邮轮，那时候家里不宽裕，母亲把能借的都借了，才凑够这张船票。 他心里清楚，这趟出国不是去享福，是去学本事的，先在嘉尔顿学院读了两年，1943年考进了普渡大学。 这学校有个响当当的名号，“美国航空航天之母”，能在这里读电机工程的，都是想在工程领域闯出名堂的硬角色。 梁思礼更拼，别人四年啃下来的课程，他两年就拿下了学士学位，周围的同学都觉得这中国小子疯了，可他却想着：多学一点，早一天学成就早一天能回国派上用场。 后来他又去了辛辛那提大学，一边打工糊口，一边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整整四年，白天泡实验室，晚上做兼职，硬是把两个学位都拿到了手。 在美国那些年，身边总有人劝他：“留在美国吧，凭你的本事，进通用、波音这样的大公司，年薪能顶国内普通人几十年的收入，房子车子都会有的。” 可梁思礼每次都摇摇头，他抽屉里压着一张中国地图，没事就拿出来看，手指划过那些熟悉的地名，心里念叨的全是“啥时候才能回去”。 1949年夏天，收音机里传来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他连夜收拾行李，买了“克里夫兰总统号”的船票。 回国那年，梁思礼才25岁，满脑子都是“工业救国”的念头，他想把在美国学的电机工程用到实处，让中国也能造出自己的机器、自己的工厂。 可没过几年，国家一声号召，要搞导弹研究，他二话不说就加入了。 那时候的条件，说出来现在的人可能都不信，办公室是旧仓库改的，桌子是拼凑的木板，连个像样的计算器都没有，全靠算盘和手摇计算机。 梁思礼却不觉得苦，他带着团队把美国的教科书、期刊翻了个遍，把能找到的零碎资料贴成厚厚的剪贴簿，白天在简陋的实验室里画图纸，晚上就着煤油灯算数据。 就这么熬了四年，1960年11月5日，“东风一号”导弹在酒泉发射场升空，当指挥台传来“命中目标”的消息时，梁思礼和同事们抱在一起哭了，中国人终于有了自己的导弹！ 可梁思礼没歇着，“东风二号”研制时，他发现苏联的技术有个大漏洞：无线电横偏校正系统在平原好用，一到山地就“犯迷糊”，信号会被山挡住，导弹很可能打不准。 那时候国家正准备两弹结合试验，要是导弹带核弹头飞偏了，后果想都不敢想。 他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算了几百张草稿纸，最后拍板：“咱们不用苏联那套，搞全惯性制导！”这在当时可是冒险，没人试过。 1964年6月，“东风二号”准确命中千里之外的目标；1966年，加装了全惯性制导系统的“东风二号甲”成功完成两弹结合试验，中国从此有了核威慑力。 这些年里，总有人拿他和留在美国的好友林桦比，林桦也是搞导弹的，留在波音公司当首席科学家，上世纪八十年代就住上了西雅图的海景别墅，年薪几十万美元。 而梁思礼呢，当了航天部总工程师，工资还不够给孩子买台好电脑，住的是单位分的老宿舍楼，墙皮都掉了。 有人带着点借此嘲讽他，丢掉了美国的富贵生活，他却哈哈一笑：“林桦的导弹是瞄准中国的，我的导弹是保卫中国的。” 梁思礼的爱国心，从来不是挂在嘴边的漂亮话，是父亲的家书里泡出来的真情，是留美时地图上磨出的思念，是回国时邮轮上跳动的心跳，是戈壁滩上算盘打出的执着，是面对高薪时挺直的脊梁。 他这一辈子，就像一颗钉子，牢牢钉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用学问当锤头，把自己敲进了中国航天的地基里。 现在的年轻人常说“爱国”，可真要像梁思礼那样，放着坦途不走，偏要往难路上闯；放着舒服日子不过，偏要守着清贫干大事，又有几人能做到？ 但正是这样的人，才让我们的国家从“一穷二白”走到“星辰大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