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日军宣布投降后，12名日军逃窜到了辽宁太平房火车站躲避。没想到的是，已经投降了，日本兵却依然对中国人进行打骂。 赵濂铭，太平房火车站站长，四十多岁，干瘦的身板，鬓角夹杂白发。他从年轻时就在铁路上讨生活，见过太多日军欺压百姓的场面。每天他穿着旧铁路制服，核对列车时刻表，安排工人修铁轨，尽量让车站正常运转。日本殖民统治下，他得小心应对日军的无理要求，稍有不慎就可能招来麻烦。他尽力保护员工和乘客，但面对日军的蛮横，常常只能咬牙忍耐。于黑子，车站警卫队长，三十五岁，身材魁梧，脸庞硬朗。他在地方民团练过几年，懂得用枪，巡逻时总背着老式步枪，脚步沉稳。他对日军的暴行恨得牙痒痒，早就想找机会教训这帮侵略者。寇氏，二十六岁，太平房村的农妇，怀孕七个月，丈夫在外地打工。她靠种菜、摆摊维持生计，日子过得紧巴巴。家住车站附近，她常在村口小溪边洗衣，晒些婴儿小衣服，盼着孩子出生。铁路工人王长贵，二十三岁，瘦高个，机灵胆大，负责维护铁轨，熟悉铁路道岔的操作。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广播投降，消息传到东北，百姓欢呼雀跃，以为苦日子到头了。可没几天，8月21日黄昏，12名全副武装的日军士兵坐着巡道车窜到太平房火车站。这帮败兵衣服破烂，武器却没放下，气势汹汹地闯进值班室，逼着站长赵濂铭准备吃的喝的，还要地方治安维持会安排住处。维持会的人怕惹麻烦，赶紧送来饭菜和被褥。这帮日军吃饱喝足，睡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就嚷着要继续往东逃。偏偏这时候，一列满载劳工的火车从东边开过来，按铁路规矩，巡道车得让路。可日军不讲理，硬要火车倒退给他们让道。司机李福田，早就受够了日军的欺压，知道日本已经投降，哪肯低头。他死守驾驶室，拒绝让路。日军见状，爬上车头想自己动手，结果被李福田推开。恼羞成怒的日军开枪打伤了他的胳膊，鲜血直流。 这枪声彻底点燃了车上百姓的怒火。14年亡国奴的日子，谁不憋着一肚子火？劳工们高喊着要教训这帮败兵，场面乱成一团。日军拉开枪栓，准备朝手无寸铁的百姓开火。关键时刻，警卫队长于黑子带着几个手下赶到，二话不说就开枪。枪战没持续多久，11名日军被当场击毙，血流了一地。剩下一个日军趁乱钻进草丛，跑得飞快，逃到了几十公里外的金岭寺站。这家伙一到那儿就向日军联队告状，说太平房车站的人杀了他们的人。8月23日，100多个日军带着装甲列车杀气腾腾地从金岭寺站出发，直奔太平房。装甲列车上架着机枪，士兵们荷枪实弹，一副要报复的架势。 铁路工人王长贵机灵，早就盯上了日军的动静。他发现这帮日军要来报仇，冒险跑去把道岔扳错。装甲列车开到半路，车头一下偏出轨道，撞进路基，动弹不得。这一下拖延了时间，王长贵骑着自行车飞奔回车站报信。可惜，维持会的几个头头胆小如鼠，听到消息后只顾自己跑路，没通知车站附近的百姓。8月24日下午，装甲列车修好后开到太平房，日军从东、北、西三个方向把车站围得水泄不通。他们一下车就开杀，见到人就开枪，离得近的就用刺刀捅。孕妇寇氏当时挺着大肚子，躲在车站旁边的草垛里，结果被日军搜出来，当场被刺刀捅死，肚子里的孩子也没保住。其他百姓往南边跑，想躲进大凌河边的树林，可河水太急，很多人过不了河，只能藏在树林里。日军追上来，见人就杀，树林里血流成河。这场屠杀杀了84个无辜百姓，烧了246间房子，太平房车站一片狼藉。 惨案之后，赵濂铭觉得自己没保护好车站的百姓，辞了站长的职务，回老家种地，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没几年就病死了。于黑子因为在枪战中表现勇敢，得了不少人的敬重，后来加入了地方武装，干了不少实事，晚年过得安稳。王长贵扳错道岔的事传为佳话，但他从不张扬，默默过完了一生。寇氏的丈夫从外地回来，得知老婆孩子都没了，伤心欲绝，一辈子没再娶。那些作恶的日军，杀了人烧了房子后，大部分回了日本，没人追究他们的罪行。这场惨案成了历史上的伤疤，提醒着大家，胜利来之不易，侵略者的罪行永远不能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