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盛国玉在渣滓洞大屠杀中倒地装死，几名特务进来补枪，还用枪托捅了捅她，盛国玉心中十分紧张，却不敢动弹！ 1949年的重庆，那时候谁都能看出来，国民党撑不了多久了，可他们越是要垮，下手就越狠。 蒋介石在撤退重庆前，专门给毛人凤发了话，要把渣滓洞、白公馆里的“政治犯”全都处理干净。 渣滓洞那地方，说是监狱，其实就是座活棺材，三面都是山，荒草长得比人高，前面又是深沟，想跑出去比登天还难。 1939年起，军统把这儿改成关政治犯的地方，进去的人基本就没见出来过，可到了1949年，看守们的态度有点不一样了，不像以前那么冷冰冰，偶尔还会跟犯人说上两句。 狱里的人心里都明白，这不是他们变好了，是国民党要完了，这些人也在给自己找后路，但大家更清楚，屠刀随时可能落下来，坐着等死不如拼一把。 他们想了个办法，托狱医刘石仁把三百多个在押人员的名单带出去，寄给香港《大公报》，想让外面的人知道这儿的情况，组织力量来救。 可没想到，信在半路上被国民党的邮检查到了，这事儿就黄了。 后来江姐他们又把看守黄茂才发展成了交通员，通过黄茂才，他们联系上了负责歌乐山看守的武装卫队连长邬治声。 邬治声也看出来国民党大势已去，聊了几次后，答应帮忙营救。 可这事儿没瞒多久，国民党就察觉到不对劲，8月份的时候，借着换防的名义，把邬治声带的兵全调到重庆前线去了，这武装劫狱的计划又泡汤了。 盛国玉就是在这种时候被关进来的，她本来是垫江的老师，1947年嫁给了地下党员余梓成，也就跟着接触了不少地下党的事业。 1948年，特务抓了地下党员游中相，在他没来得及销毁的笔记本上，看到了盛国玉和另外两个老师的名字，当晚就把她们抓了，后来送到了渣滓洞。 渣滓洞的女牢里关了二十多个人，盛国玉被分到女牢二室，睡在下铺，上铺就是江姐。 那时候江姐已经被折磨得够呛，双手手指被竹签钉过，动都动不了，每次江姐要爬上铺，都得吃力地用手腕勾着扶手，盛国玉看着心里难受，总忍不住一边掉眼泪，一边帮着把她推上去。 11月14日那天，特务说要把江姐、李青林他们转移到别的地方，江姐临走前，平静地换上自己的衣服，围上围巾，向盛国玉要了面镜子，认真地拢了拢头发，然后跟大家一一道别。 没过多久，就听见电台岚垭方向传来密集的枪声，接着就是一股血腥味飘过来。 11月27日夜里，大屠杀开始了，先是特务一批批喊人出去，不到一个小时就提了二十多人，接着就是一阵枪响。 后来特务嫌一批批处决太费时间，就决定集中屠杀。有个特务冲女牢喊：“要办移交了，统统起来穿衣服。” 大家心里都清楚，最后的时刻到了，整个牢房里只能听到走动的脚步声，没人说话。 两间女牢的二十多个人，连带着两个女婴，都被赶到了一楼的八室，盛国玉站在靠后窗的地方，闻到了浓浓的汽油味。 突然一声哨响，特务们的枪从门上的窗口伸了进来，一阵热浪扑面而来，枪声、喊叫声到处都是，盛国玉赶紧顺势倒在后窗左角的架子床边。 过了一会儿，枪声停了，两个特务打开牢门，对着满地的尸体又扫射了一阵，万幸的是，子弹没打中躺在门口正对面的盛国玉。 之后特务锁上门放了火，火越烧越大，牢门都被烧倒了，头顶的楼板眼看就要塌下来，盛国玉心想，反正都是一死，不如拼一把，就不顾一切地往外跑。 那时候特务已经撤出监狱了，盛国玉胆战心惊地跑出牢房，躲进了男厕所，一头趴在尿槽里。 当时男厕所的粪池里还躲着几个男同志，中间盛国玉又晕了过去，也不知道躲了多久。 那天晚上，渣滓洞火光冲天，附近兵工厂家属看到火光过来查看，发现了昏迷的盛国玉，把她救了起来。 她发着高烧，在山上又躲了两天，听到有人喊“重庆解放了”，才敢下山。 后来统计，那天渣滓洞有180人遇难，只有15人活了下来，盛国玉是唯一幸存的女性。 这些被关在狱里的人，明明知道国民党已经红了眼，还敢冒着生命危险，跟看守套近乎，甚至去策反敌人，不是他们不怕死，是他们心里有个比命还重要的东西。 盛国玉被拷打的时候，特务肯定说过，只要供出同伙就能活命，可她硬是咬紧牙关，一个字都没吐，他们坚信的那个“新中国”，比自己这条命重得多。 盛国玉70岁才入党，为了那个信念，她守了一辈子，他们选的路最难走，可就是因为他们走了，后来的人才有平坦路可走。 现在去歌乐山，看到的不只是纪念碑，是一群人用信念烧出来的路，他们没机会看到今天的重庆，可我们现在走的每一步，都是他们当年想走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