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在中南海翘首以盼，等待钱学森到来，毛主席：不敢过早相约 【1955年10月8日，北京·中南海】 “主席，钱学森同志到了。” 警卫轻敲门框，声音压得很低，却像一声发令枪，把屋里那位高大的身影“唤”到门口。 屋里灯光暖黄，几摞文件被临时推到一旁。毛主席握着手里那支铅笔，来回踱了两步，才把门拉开。门外，钱学森略带羞涩的笑容与他四目相对，这一瞬间，长达五年的等待总算落了地。 钱学森比想象中要瘦，眼睛却透亮得很。寒暄没有持续多久，毛主席握着他的手，只说了一句：“盼你好久，真不敢早约，怕耽误你跟家人团聚。”轻描淡写，却能听出那份郑重。 两人并肩走进菊香书屋，周总理、聂荣臻、彭德怀已经等在那里。沙发不大，毛主席干脆让钱学森坐自己旁边，言语里带着半分调侃，“工程控制论的大拿，坐远了我耳朵都不够使。”大家都笑了，紧张的气氛立刻散开。 短暂客套后，话题快步进入正题。钱学森掏出笔记本，摊在膝头——上面密密麻麻写着“喷气推进”“高亚声速风洞”“弹道计算”等技术要点。他坦白自己在美国为回国所吃的苦，“那头儿把我顶成‘五个师’，我总觉得名不副实。”毛主席摇摇头，眉毛轻挑：“在我们这里，起码值十个师。”这句带火药味儿的幽默，让屋里笑声更响。 1960年前后，中国的科研队伍就像临时拼凑的杂牌军：学化学的被抓去算轨道，学俄语的改行翻译技术文件，连医学院毕业的也在拆导弹外壳。钱学森白天讲课，晚上画图，嘴上说“只是螺丝钉”，可全院的紧固件都盯着那颗螺丝。他后来回忆，那是一段“困得睁不开眼，却舍不得闭眼”的日子。 1956年，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挂牌。挂牌地点是北京西郊一片破旧疗养院，墙皮斑驳，窗户关不严，冬天冷风呼呼钻。但挂牌那天，年轻技术员把院子扫得能反光，聂荣臻宣布钱学森出任院长，大家鼓到手掌通红。几个月后，钱学森主动申请降职做技术副院长，理由简单：行政琐事“拴”住脑子。聂荣臻批示两行字：“同意。好好干。” 有意思的是，苏联专家刚来北京时，对这位新院长客气得不得了，方案讨论都点名请他坐C位；1960年赫鲁晓夫抽身撤人时，临走前也悄悄告诉随行翻译：“这位钱先生，以后麻烦大了。”果不其然，专家撤，资料封，试验中断。钱学森挥手让众人散会，只留一句话：“没有什么可怕，咱们自己干！”窗外刮着沙尘，屋里安静得能听见铅笔划过图纸的声音。 同年年底，第一枚国产近程导弹试射。发射井周围都是临时搭的土工棚，冷风刮过，二甲基肼的刺鼻味呛得人直掉泪。倒计时结束后，那团火舌顶着夜空升上去，地面指挥所里炸锅般的欢呼。聂荣臻攥着电报跑进中南海，毛主席先是愣一下，随后连声说“好！好！好！”呼吸都有点发颤。那年春节，他把钱学森、竺可桢、李四光请来书房，当面点名夸奖，说美国人“眼光还算毒”。钱学森打趣：“可惜他们没料到‘五个师’回国后还能拆成十个团，再带几个营。” 1964年10月16日，罗布泊上空升起一朵巨大蘑菇云。钱学森听见信号弹炸响，抬手挡住强光，半晌没说话。同年12月，毛主席生日，一桌人围坐在灯影下，主席擅自破例切蛋糕。大伙儿正闹哄哄，毛主席把钱学森扯到身边，小声嘀咕：“原子弹的底气，你给足了。”钱学森耳尖泛红，只回了四个字：“继续攀高。” 1970年4月，“东方红一号”把歌声送到宇宙深处。这回钱学森提前跟警卫打招呼，不要安排在显眼位置。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四处寻找，直到瞄见他悄悄站在最后一排，忍不住笑，隔着人群扬声喊：“钱学森，别躲！”周围群众跟着鼓掌，他只得挤过去，跟主席并肩挥手。烟花照亮夜空，红、绿、紫交替闪烁，像极了实验室中一束束尾焰。 进入80年代，远程运载火箭试射成功。钱学森写给中央的技术总结厚达三百页，却只在封面用毛笔写了六个字——“千里之行，始于。”后面那个“足”字故意空着，他说：“后人来填。”不得不说，这份幽默里透着骨子里的自信。 2009年10月31日凌晨，钱老在北京逝世。我记得那天，新闻滚动播出黑白照片，老友们泪痕没干就掏出手机，把那句“自己干”一遍遍转发。很多人说，那夜的天空好像特别亮，仿佛还有一道细小的火光划过去。谁也不知道是真是假，但在我心里，那火光肯定不是流星，而是最朴实的礼炮。 如果把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科研历程浓缩成一句话，也许就是：要做，就做成。在中南海那间不大的书屋里，毛主席当年的那句“盼你好久”仍然回荡，而钱学森留给后辈的，是一整片仍在扩散的光芒。